日本核泄漏危机,触发新一轮“反核”情绪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反弹。本报记者今天专访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汤紫德，请他就“反核”、“恐核”相关问题作一基本解读。

　　“反核”思潮的源头，就是二战之末广岛、长崎上空的两朵蘑菇云。

　　汤紫德分析，终结二战的这两声巨响，使全世界看清了核爆炸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由此联想到核扩散可能带来的末日降临般的后果。于是，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核”几乎有了原罪，只要跟核有关，所有事情都令人恐惧。

　　汤紫德指出，反核主义实际上是把核能的和平利用跟核扩散混淆起来，是一种“狭隘的和平主义”；出于偏执的恐核心理，它“有时根本不讲道理”。但反核主义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却从来不是主流。

　　汤紫德上世纪90年代出差去欧洲所经历的一则往事，很能说明“反核”思潮之无据：

　　有一次在德国早餐时间，汤紫德餐桌对面是当地一位中年人，双方礼节性介绍，对方听说他是搞核电的，非常鄙视他，认为是“危险分子”，几乎没有谈话的余地。汤对他说，我读小学时候，老师讲过“生命三要素”，你可知道是什么。受好奇心驱使，这人眼睛一亮，马上把椅子搬到汤身边，问是哪三要素。汤告诉他，是“太阳、空气、水”，缺一不可。他连连称是。汤就告诉他太阳的光和热是怎么来的，“是氢核聚变产生的光和热”，使我们赖以生存，并列举了日常生活离不开核能的许多事例。此人听后茅塞顿开，两人握手言欢而去。

　　可见，“主要是反核思潮对核能认识不足、认识不全面，而不是核能本身有什么罪过”。汤紫德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美国三里岛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欧美核电建设相对沉寂，一直以来被渲染为“核电的冬天”。对此，汤紫德认为，切尔诺贝利之后核电发展只是“放缓”，而决非“沉寂”。

　　他介绍，核电装机比重占80%的法国，大部分核电站都是在此期间建成；日本也上马不少核电新项目；韩国则从1980年代开始引进、建设了一批核电站……只有美国核电建设一度相对停顿，“停建了一批核电站，有的甚至建了一半停下”。

　　但汤紫德强调，美国停建、缓建核电站，主要原因不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不在反核的压力，而在于“没有需求了”：这期间美国电力装机基本饱和，新上项目不再挣钱。“这是一个经济性考量，而非政治性决策”。

　　被描绘成“核灾难”的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切尔诺贝利之后，世界核电技术进步、安全理念更新都加速了，“‘三代核电’概念就是在这期间提出并具体化”，汤紫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