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为韩国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思维。非核国家的核战略应以支持其国家安全与核外交政策为目的。本文考察了第二个核时代的主要特征，对韩国现政府支持的信任政治理念与传统的核理论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朝鲜核战略的特征，进一步阐述韩国核战略的局限性。本研究建议，通过朴谨惠总统倡议的韩半岛信任进程，即，引入一个新的框架，将“信任”置于韩国的安全政策中心，在第二个核时代为韩国规划合理的战略和政策选择。
　　一、前言
　　在韩半岛，主张核拥有国地位的朝鲜与非核国家韩国正在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图谱中拉开了第二个核时代的序幕。今天，国际社会已将朝鲜拥有核武器视为公开的秘密，而不拥有核战力的韩国却只能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玩核战略游戏。另外，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韩国还需积极考虑如何应对其它核拥有国家。
　　从传统的战略概念来看，核战略是充分考虑拥核国家之间政治、战略利害关系、筹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和运用的战略。冷战期间，美国、前苏联、英国、中国、法国通过核遏制战略，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保持了战略力量的平衡。
　　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主体。针对这一情况，Paul Bracken指出，世界正进入第二个核时代（The Second Nuclear Age），世界的安全形势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换句话来讲，在新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受众多独立变数的影响，“第二个核时代”将以核为主要因素重组世界安全秩序。特别是在产业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下，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有可能为了强化军事力量而努力发展绝对武器（ultimate weapon），这意味着亚洲正在成为新的核时代的震源地。（Bracken，2012，pp. 1-3）。
　　在新的核时代，韩国正努力成为非核国家阵营里的中坚力量。但是，不可否认，韩国若想在第二个核时代充分发挥有效作用依然存在诸多局限性。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韩国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无核化立场。与此同时，韩国要时刻应对朝鲜的各类军事挑衅活动。这些都是在构想高层次核战略之前，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从韩国政府的对朝基本政策来看，一直采取的是双重战略。即，一方面断然应对朝鲜的各种挑衅，另一方面则采取灵活的对朝包容政策。对于韩国而言，朝鲜并非是单纯的可能的潜在战争对象，而是需要与韩国共同走向“统一”，实现韩半岛永久和平的同胞。另外，东北亚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在这种安全环境下，韩国往往只能被动地应对周边国家的核战略和中日领土争端等问题，这些因素往往会导致韩国的核战略陷入战略泥潭与困境之中。
　　在第二个核时代，为了能够成为非核国家阵营的中坚力量，韩国应该准确把握核安全现状，早日制订“韩国式核战略”。也就是说，作为非核国家，韩国应以有核国家为对象，制订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智能的核战略。与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不同，受国内外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因素的影响，韩国根本不会推进核技术的武器化。1975年4月23日，韩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今天，在189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当中，韩国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核心作用 。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后，成为拥有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国家。与此相反，韩国作为非核国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积极遏制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可以说，韩国与朝鲜各自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核战略。这两种核战略在新的核时代将会达到各自的顶点，从而在韩半岛内形成“平行线核战略”。
　　为了有效应对朝鲜的核威胁，韩国政府和学术界曾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在去年10月召开的第45轮韩美安保协议会（SCM）上，韩美国防部长就新的核战略——“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达成协议。近些年，关于在核保护伞（nuclear umbrella）的基础上，动员所有常规战力、政治外交手段的核威胁应对方案被不断提出（薛仁晓{音}，2013，pp.1-2）。因此，这些努力不仅推进了韩国核战略的发展，而且还成功地遏制了核战争的爆发。但是，从长期的核政策——“政治、战略实效性（politico-strategic effectiveness）”的角度来看，没有核武器的韩国很难以积极的外交安保战略去主动应对朝鲜、美国、中国、俄罗斯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这就是韩国核战略的困境所在。只有非核国家的核战略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并能够真正超越核武器的物理破坏力，非核国家才有可能做到有效应对核拥有国。
　　为了突破非核国家的局限性，本文基于朴槿惠政府的“信任外交”与“韩半岛信任进程”，提出了第二个核时代的韩国核外交安保战略发展方向。朴槿惠政府的新安保政策基调是以“牢固的安保”为基础，形成南北韩之间的互信关系，推进建设性的南北关系向前发展，并通过实现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为最终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尽管韩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却未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因此，朴槿惠政府希望基于“牢固的国防”构建起“信任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去解决朝鲜的核威胁、核问题。
　　基于现政府的政策基调，本文对韩国核战略的局限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科学的、合理的学术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对“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勾勒出主动的、积极的“韩国式核战略”蓝图。这里所说的“韩国式核战略”并非是短期政策或一次性政策，而是在第二个核时代这一转换期的大背景下提出的韩国独有的核战略理论构想。从这一点来看，“韩国式核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文章分析了第二个核时代下的韩半岛核安保状况，强调非核国家采取主动式核战略的必要性。第二、基于朴槿惠政府的“韩半岛信任进程”，提出“韩半岛核战略信任进程”，并对“信任（Trust）”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具体解释。第三、文章分析了朝鲜核战略的主要特征，并研究了“韩半岛信任进程”的局限性和战略价值。第四、强调战略意识变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实践尝试方案。
　　二、第二个核时代的特征和内容
　　随着第二个核时代的到来，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的核霸权（第一个核时代）地位被打破。随着第二个核时代的开启，新的主人公逐一登场，这也使得核时代变得更为复杂，覆盖面更加广泛。除了美国、俄罗斯等原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外，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第2批拥核国家（the secondary powers）和国际恐怖组织已跻身拥有核武器的行列。专门从事第二个核时代战争研究的Bracken将朝鲜划归第2批核力量（the secondary power），并对朝鲜的核力量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Bracken，p.6）。在第一个核时代，韩半岛只是被动地跨入了冷战时代。但是在第二个核时代，站在相互对立面的非核国家——韩国与大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朝鲜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冷战的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基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两极格局，世界安全秩序得以长期维持。之所以形成这种两极格局的局面，主要有如下原因：第一、在美国资本主义和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深刻对峙的大框架下，其它国家为了维持、平衡世界的安全秩序，只能被动地参与到对立、对抗之中。第二、美国和前苏联将核武器作为政治和战略手段来使用。通过确立两极体制，从而使他们能够直接左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Buzan and Hansen，2010，p.68）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摆脱了绝对武器——核武器的威胁，并将开启崭新的和平时代。据美中央情报局（CIA）最近公开的资料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朴正熙统治时期，韩国曾具体考虑过核开发。但是，1975年8月，韩美签署了《韩国放弃核开发和美国加强对韩国的防卫公约谅解备忘录》。这样，韩国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中央日报》，2011年10月2日）。可以说，美国的核保护伞保卫着韩国免受核威胁。在这种背景下，韩国若要拥有核武器，势必会加重周边同盟国的误解和不信任感。因此，核开发的战略价值也就相应降低。另外，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韩国将国家目标锁定在繁荣经济上，自然而然地，韩国发展核武器的时间表被推后。正是因为韩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才创造出了“汉江奇迹”。因此，尽管政府认识到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但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核武器显然未被列入最优先发展的对象当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核安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个核时代的主角——美国陷入了战略假日（strategic holiday）状态，其拥有的核武器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均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换句话来讲，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核战力，但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维持和发展核战力并没有给其国家利益带来太大的好处，甚至可以说，核武器的战略价值正在持续下降（Bracken，p.5）。与此相反，在新的核时代，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国、朝鲜、以色列等国家能够从战略层面上有效利用核武器的打击力和遏制力，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因此，“核战略的逆转现象”正成为新的核时代的明显特征。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曾对整个世界的安全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事件中，美国遭受了非常惨重的袭击，造成3,000多名无辜人员丧生。以9.11事件为契机，人们开始担忧“被禁止的绝对武器”可能会落入意想不到的行为者手中，并成为“可使用的绝对武器”。正因为如此，一些战略家和政策决策者们认为，以现有的努力难以有效应对第二个核时代中的“核威胁”，也无法像第一个核时代一样成为战略上的受益方。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考虑什么样的核战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冷战虽已结束20多年，但是截至目前，世界的核弹头数量依然超过17,000多个，实战部署的核武器有4,200多个，其中3,800多个是美国和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当然，与冷战时期相比，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可拥有核武器的5个国家，虽说核弹头数量有了明显减少，但是这些国家为了实现核战力的现代化都不惜投入巨资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核武器拥有国是想通过核技术继续保持核优势。也就是说，即便第二个核时代出现一些新的变数，第一个核时代的主人公们还是会通过努力继续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其结果，世界安全框架将会更为复杂、更为多元。
　　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指出，核恐怖对全球安全是最迫切也是最严重的威胁，并提出无核世界（nuclear free world）的构想（BBC News， 2009.04.05）。美国希望通过这一努力，引起大家对核恐怖的关注，呼吁国际社会裁减核武器，推动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随着“核恐怖”的潜在可能性不断增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9月在联合国本部召开的高级会议上警告称，核物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的手里，就会出现超出想象的最恐怖的事情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作为非核国家，韩国也只能被动应对拥核国家的核战略。
　　更成问题的是，随着核能力国家和恐怖主义组织的不断涌现，第二个核时代下的核威胁变得更趋复杂多样。特别是朝鲜正在发展为第二个核时代的新的核能力国家，这已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至2013年，为了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计划，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9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 。长期以来，朝鲜积极进行钚浓缩、铀浓缩方式的核武器开发，并拥有了世界第3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拥有量：2,500～5,000吨）。不但如此，朝鲜还具备生产生物武器的能力和可以将美国纳入射程范围内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 研发技术（FitzPatrick， 2012，p.1）。这就意味着在第二个核时代朝鲜已经跨入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主要国家行列。
　　从第二个核时代的主要特征来看，核威胁的范畴和核战略的实施方法异常复杂，日趋多样化。除了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国家、退出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国家、恐怖组织等也进一步加重了核威胁。也就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国家一旦拥有了核武器，它们就会非法扩散相关技术，并试图将核武器用于政治和战略目的。不但如此，它们还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为由，试图将核开发、核扩散正当化。特别是朝鲜，利用《国际法》的局限性和韩半岛安全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核拥有国的合法地位，并为此推进多种形式的核战略。
　　其结果，韩国和朝鲜在新的核时代里处于两个极端，这种情形对韩国和朝鲜两国的核战略起到了最为直接的、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不难看出第二个核时代下的韩半岛所处的安全现状。正因为如此，作为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为了有效应对核威胁，急需构想出新的、有效的、创造性的核战略。
　　三、“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战略意义
　　时至今日，韩半岛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地区。2013年9月23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NSC）副顾问Ben Rhodes指出，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朝鲜与正在进行核开发的伊朗实际上处于完全不同的阶段（Daily NK，2013.09.24）。朝鲜已在宪法中明确标明自己为核拥有国，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表明立场，并不承认朝鲜的核拥有国地位。不过，从Ben Rhodes的言论中也不难看出，尽管国际社会不公开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已被大家所接受。
　　今天，朝鲜已成为第二个核时代彼为令人关注的核武器拥有国。面对这样的朝鲜，韩国应该制订出能够准确理解和把握朝鲜核战略、并可以超越朝鲜核战略的新的核战略手册。当然，核战争是战争形态中最为极端的表现方式。为了深入研究核战争，首先要真正理解战争的基本原理。不可否认，核战略属于军事战略的范畴，所有的军事战略都是在阐述战争的基本原理。冷战时期，西欧核战略的基础——遏制概念正是对战争的本质特性进行了深入地了解后，提出的一种具有心理战特性的战略概念。总体来讲，“韩半岛信任进程”不应只是作为国家的短期政策来推进，还需从军事战略层面去积极应用。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完善。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曾指出，将战争引向胜利的直接因素是政治目的和手段的集合，即“现实政治的反映”。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强调称，战争的根源和动机是“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与实现及发展军事力量的核心战略要素（Clausewitz，2004，p.10）。只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才可能确定军事力量的建设方向，才可能开发出能够压制敌方的军事手段，才可能在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将战争引向胜利。
　　为了实现“强盛大国”的政治目标，朝鲜提出了“先军”政策基调，并选择核武器作为其军事的、战略的手段。朴槿惠政府出台后，韩国提出了核外交安保构想的核心政治目标——韩半岛信任进程。不难预计，为了实现“韩半岛信任进程”这一政治目标，韩国将提出作为新核外交安保构想的信任外交（Trust Diplomacy）具体方案。
　　在其就任后的第一年，朴槿惠总统与美国、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欧洲国家的首脑举行了高峰会谈。通过这些高峰会谈，不但深化了韩国的对外经济合作，还为政府的“信任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2013年11月5日，作为韩国总统首次访问英国议会的朴槿惠，在演说中谈到了“韩半岛信任外交”的原则和价值所在。朴槿惠总统表示，朝核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和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付出很大的努力，韩国也会着眼长远，以高度的忍耐心、责任心，引导朝鲜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
　　韩国外交部从①哲学和愿景层面的信任外交；②方法论层面的信任外交；③韩半岛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对“信任外交”做了概要说明。韩国外长尹炳世指出，“信任外交”是克服国内外不利因素，建设新的韩半岛，面向亚洲、面向未来的有效的、极具潜力的、均衡的政策，这是朴槿惠式的政治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应用，并强调这一政策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事实上，朴槿惠在当选总统之前，就通过《Foreign Affairs》提出了面向“信任政治、信任外交”的构想，这成为今天“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愿景和方法论的基础 。当选总统后，朴槿惠于2013年5月出访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详细介绍了韩国政府的政策基调和“韩半岛信任进程”的基本概念。
　　“韩半岛信任进程”是指绝不容忍朝鲜发展核武器、断然应对朝鲜挑衅的同时，与政治状况无关，持续推进对朝鲜居民的人道主义支援。通过南北韩间循序渐进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推动可持续的和平，进而为和平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 。
　　韩国统一部对“韩半岛信任进程”中的“信任”概念做出如下说明。“信任”是指韩半岛和平努力的结果。在形成“信任”的过程中，南北韩通过对话与合作等一系列的努力，逐步增进互信，推进南北关系向前发展。建立互信关系需要做到如下两点：①让人们明白打破和平的错误行为，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②让人们明白通过交流与合作形成的互信，符合大家的长远利益。基于这两点的“韩半岛信任进程”包括：①南北韩的信任；②国民的信任；③国际社会的信任。因此，“韩半岛信任进程”是现政府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础。（统一部，2013）
　　从历史上来看，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南北韩为建立互信也曾做出了多方努力。从大的层面来讲，韩国和朝鲜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多种尝试。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1972年签署的《南北共同宣言》，1992年签署的《南北基本协议书》，2000年金大中与金正日进行了首次首脑会晤，2007年卢武铉与金正日进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另外，通过“阳光政策”，双方开展了金刚山观光旅游项目、开城工业园区经济合作项目等，并推进了对朝粮食支援等互惠政策。可以说，这些努力为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今天的朝鲜却断然拒绝了与韩国的对话，加速进行核武器开发，并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引导朝鲜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朴槿惠政府提出了这一新的政策基调。
　　如果“韩半岛信任进程”能够得以顺利推进，以现实的、实用的对策措施促进和谐发展，那么不但有助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创造经济利润。可以说，这一点是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政治、战略价值所在。换句话来讲，“韩半岛信任进程”将重点放在实现韩半岛和平稳定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上。因此，“韩半岛核战略进程”若能够成功实现，那么实际上与六方会谈取得成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六方会谈的宗旨和总体目标是迫使朝鲜放弃核努力，但是六方会谈未能实现这一预期目的。所以说，现政府应通过“韩半岛信任进程”，切实将战略原则具体化。
　　举个例子来讲，在六方会谈推进之际，现代经济研究院曾针对六方会谈达成协议的情况进行了损益表分析。据现代经济研究院报告的损益计算书显示，六方会谈达成协议后，南北韩将会实现双赢。该研究院表示，六方会谈若能成功推进，达成最终协议，所有协议都能实现合法化，并得到有效落实，那么对朝鲜的能源支援，不但有助于朝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韩国的经济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洪顺职{音}，2005，pp.106-109）。因此，不难预计，若在“韩半岛信任进程”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南北交流与合作，那么“韩半岛信任进程”将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表-1：六方会谈达成协议对南北经济的影响
　　韩国经济 朝鲜经济
　　费用 益处 益处
　　轻油:1.5亿美元（1500亿韩元）
　　供电：56～97亿美元
　　-设施费 1.7万亿韩元
　　-供电费3.9万亿韩元
　　轻水反应堆：7～10亿美元（0.7～1万亿韩元） 外国人投资额：12亿美元
　　外债减少：93.3亿美元
　　企业价值：627.4亿美元
　　国防费用减少：340亿美元
　　兵力转换：55.2亿美元 能源增加：65～110亿美元
　　韩国投资：367亿美元
　　-金刚山、开城：102亿美元
　　-SOC:265亿美元
　　赔偿请求权（朝日）:100亿美元
　　国防费用减少：104亿美元
　　兵力转换：2亿美元
　　合计：6.5～11万亿韩元
　　（65-110亿美元） 合计：112.8万亿韩元
　　（1127.9亿美元） 合计：63.8～67.3万亿韩元
　　（638-683亿美元）
　　表-1假定六方会谈成功达成协议，朝鲜成为值得信赖的、合理的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有针对性地对“对朝能源支援”进行了损益分析。表-1中的定量数据大体上从①向朝鲜提供电力和能源，缓和朝鲜的电力能源不足；②加强南北经济合作，实现朝美、朝日关系正常化，通过赔偿请求权（朝日），向朝鲜注入资金；③取得经济效益，为朝鲜的经济复苏和腾飞打下基础等三个方面，对创造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具体展望（洪顺职{音}，2005）。但是，六方会谈事实上并未能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和核扩散，也未能引导朝鲜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韩半岛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依然希望朝鲜能够通过六方会谈，放弃核开发，重新成为正常国家。但是，朝鲜究竟能否放弃核武器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目前还是应该像损益表分析的那样，假定“韩半岛信任进程”得以深入推进的情况展开具体研究。这样，现政府的“韩半岛信任进程”就可以作为实质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战略手册，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突出作用。
　　为了真正启动“韩半岛和平进程”，首先需要明确“信任”的概念。现政府将“信任”这一概念确定为对朝政策的基调。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强调，在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六方会谈前景不明，朝鲜接连发起对韩武力挑衅的情形下，能否与朝鲜建立“信任”关系恐怕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换句话来讲，朴槿惠政府提出的“韩半岛和平进程”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朝鲜是否能成为“可信任的对象”令人怀疑。政治学强调，“信任”虽不像规范准则那样具有明确的、强大的约束力，但是只要再度形成“信任关系”，那么就会避免采取“不当”行为。（《21世纪政治学大词典》，2010）
　　从上述角度来讲，“韩半岛信任进程”并非要无条件相信朝鲜，而是在合理的规范、准则和制度下，要求朝鲜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发挥正常国家的作用。可以说，现政府强调的“我们（韩国）主导的信任（统一部，2013）”可以视为自主的、划时代的对朝政策的基调。换句话来讲，在不断向朝鲜提供可以形成“信任”的机会的同时，向朝鲜发出“如果朝鲜继续这种背信弃义、依然顾我的行为，将会付出惨痛代价”的明确信号。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将会得以扎实有效地推进，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当然，也有人对该问题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李明博政府时期曾任总统外交安保首席秘书的千英宇就“韩半岛和平进程”指出，若朴槿惠政府以朝鲜为“可信任对象”去积累信任，那么现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将难以取得任何突破，很有可能只是在原地踏步（千英宇，2013年9月27日）。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政府，构建信任关系，不应只是喊喊口号，而是要有具体的对策与方案。
　　四、“无核国家”构想
　　（一）、对朝鲜核武器、导弹战略的具体分析
　　为了能够切实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需深入分析与研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核战略。如前所述，第二个核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核威胁的范畴和核战略的实施方法异常复杂，日趋多样化。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宏观着眼，针对各种可能性制订战略手册，这样才能准确分析出第二个核时代中出现的新变数。因此，有必要研究“韩半岛核战略信任进程”构想在核战略理论中如何进行解释。换句话来讲，不应将“韩半岛信任进程”作为解决问题的短期对策，而是应该从国家的长期大战略层面，基于对理论的验证，勾勒出韩国式核战略的发展蓝图。
　　本文对朝鲜的核武器、导弹战略的实效性展开了具体分析。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金正恩通过三代世袭掌握了朝鲜的政权。不过，从张成泽遭肃清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朝鲜的政局并不稳定，政策上不具备一贯性和连续性。因此，在分析金正恩政权正在推进的“核与经济发展并进路线”之前，有必要首先研究金正日核战略的思维模式。换句话来讲，应首先研究自1994年金日成去逝后基于先军政治的政策基调加快推进核开发的金正日核战略的根本特征。不可否认，朝鲜的核战略是金正日旨在实现先军政治目的的战略工具。金正恩政权的“核与经济发展并进路线”，如同朝鲜在2013年3月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上强调的一样，是继承金正日遗训和加速推进先军政治的政策。
　　“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的提出，是继承伟大的大元首的思想和伟业，早日建成强有力的、繁荣的白头山大国、天下第一强国是我们党坚定意志的体现”。（朝鲜中央通信，2013年4月1日）
　　表-2：朝鲜核开发之前的军事挑衅事件
　　时间 主要事件
　　1965 朝鲜2架米格-17在东海（东部海域）对美空军的RB-47H发起了攻击。
　　1967.01 在东海护渔的韩国PCE-56海上警备艇遭到朝鲜海岸炮攻击而沉没。
　　1968.01 朝鲜124部队31名突击队员对青瓦台试图发起突袭。
　　1968.01 朝鲜海军在东海俘获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
　　1968.01 朝鲜对蔚珍和三陟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
　　*1967年创建的特种部队12军所属8个作战组实施了渗透行动。
　　1969.04 朝鲜2架米格-21发射空对空导弹，在东海上空将美海军EC-121侦察机击落。
　　*机组人员全部死亡。尼克松总统虽考虑过军事报复，但是未具体实施。该事件记录在美国的秘密外交文件中。
　　1970.06 3名朝鲜间谍人员渗透至首尔，并在朴正熙总统发表演说的三天前，试图在国立墓地安放定时炸弹。
　　1973.10 朝鲜警备艇数次越过北方限界线（NLL）。
　　1974.08 在世宗文化会馆召开的8.15纪念仪式上，在朝鲜接受过训练的旅日侨胞文世光试图暗杀朴正熙总统，但是朴正熙幸免于难，其夫人陆英修遇刺身亡。
　　1976.08 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30多名朝鲜军警用斧头将监督韩国工人砍伐杨树的美军军官砍死。
　　1981.08 朝鲜向西海（半岛西部海域）上空的美国侦察机发射了SA-2地对空导弹，但是拦截失败。
　　1983.06 朝鲜试图向月城原子能发电站附近进行渗透。
　　1983.10 朝鲜在缅甸昂山国立公墓策划炸弹恐怖活动，结果造成17名韩国总统的高级随行人员遇难身亡。
　　1986.09 在亚运会召开前6天，朝鲜在金浦国际机场安放了炸弹。
　　*国际航班1楼5号出入口和6号出入口之间的垃圾桶内的定时炸弹爆炸，结果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伤。
　　1987.11 大韩航空（KAL）爆炸事件
　　朝鲜特工在阿布扎比飞往曼谷的大韩航空858客机上安放了定期炸弹，飞机在安达曼海上空爆炸，机上115人全部遇难。
　　1988.01 美国将朝鲜指定为恐怖支援国
　　朝鲜的核武器、导弹战略巧妙的利用了韩半岛地缘政治关系，是充分体现了朝鲜政治目标的军事战略。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强调称，战争是运用所有手段的政治的继续。朝鲜清楚地认识到克劳塞维茨主张的这一战争理论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朝鲜是将此付诸实际的具有军事战略思考的军事中心主义国家。今天，国际社会之所以认为朝鲜是第二个核时代值得关注的核力量，并不仅仅因为朝鲜拥有了核技术，而是因为朝鲜是具有朝鲜式核战略、能够有效运用其核技术的国家。
　　在成为核拥有国之前，朝鲜其实就是发动各种军事挑衅和恐怖活动的军事中心主义国家。换句话来讲，朝鲜通过各种军事挑衅和恐怖活动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被直接反映到其军事战略当中。从表-2中可以看出，朝鲜在拥有核武器之前，一直针对韩国发动各种恐怖活动。1987年，朝鲜制造了大韩航空（KAL）爆炸事件。1988年，美国将朝鲜指定为恐怖支援国，朝鲜也因此获得了“无赖国家（Rogue State）”、“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或“恐怖支援国家”的称谓。华盛顿将朝鲜指定为恐怖支援国后，朝鲜的军事战略不但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可以看出，朝鲜开始转向比起武力军事示威更为智能的核战略。
　　表-3：朝鲜推行核战略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时间 主要事件
　　1985.12 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1992.01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安全协定上签字
　　1993.03 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3月12日，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1993.05 进行“劳动一号”中程导弹试射
　　1993.06 召开朝美高级会谈（第一阶段）
　　1993.07 召开朝美高级会谈（第二阶段）
　　1993.11 联合国大会通过朝核问题相关决议
　　1994.05 在5兆瓦核反应堆中提取出废核燃料棒
　　1994.06 美国表示要认真考虑对朝实施经济制裁。对此，朝鲜表示，要将制裁视为宣战公告。
　　1994.10 7月金日成去世，朝美重启对话，1994年10月签署《朝美基本协议书》。
　　1995.03 为了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设立韩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
　　1996.09 朝鲜鲨鱼级潜艇在东海岸触礁
　　1997 在非军事区交火
　　1998.06 在东海（韩国东部海域）发现南联级小型潜艇，潜艇内有9具尸体。
　　1998.08 朝鲜试射三级火箭-大浦洞1号
　　1999.06 朝鲜为使西海（半岛西部海域）北方限界线无效，在海上展开军事作战。
　　2000.02 朝鲜轻水反应堆工程启动
　　2003.02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特别理事会通过朝核问题决议案
　　2003.08 召开第1轮六方会谈
　　2004.02 召开第2轮六方会谈
　　2004.06 召开第3轮六方会谈
　　2005.07 召开第4轮六方会谈第1阶段会议
　　2005.09 召开第4轮六方会谈第2阶段会议
　　2005.11 召开第5轮六方会谈第1阶段会议
　　2006.07 朝鲜进行大浦洞2号导弹试射
　　2006.10 朝鲜声称，在丰溪里核试验场举行的地下核试验获得成功。
　　2006.12 召开第5轮六方会谈第2阶段会议
　　2007.02 召开第5轮六方会谈第3阶段会议，2月8日发表2.13协议。
　　2007.03 召开第6轮六方会谈第1阶段会议
　　2007.03 召开第6轮六方会谈第2阶段会议
　　2008.06 美国着手将朝鲜从恐怖支援国名单中删除的具体步骤
　　2008.08 朝鲜外务省表示，推迟将朝鲜从恐怖支援国名单中删除，违反了10.3协议。作为“应对措施”，朝鲜将停止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工作，并考虑恢复至原来的状态。
　　2009.04 朝鲜发射银河2号运载火箭
　　2009.05 朝鲜进行第2次核试验。针对朝鲜核试验，联合国通过对朝制裁决议案。
　　2009.07 朝鲜进行导弹试射
　　2012.04 朝鲜发射银河3号运载火箭
　　2013.02 朝鲜进行第3次核试验
　　2013.05 朝鲜进行导弹试射
　　从表-3中可以看出，朝鲜的核及导弹开发努力，加重了韩半岛的安全危机。朝鲜核战略的主要特征是从战略层面准确计算出韩半岛地缘政治结构，并基于主体思想提出了“先军政治”这一明确的政治目标。（朴志善、李相浩{音}，2010 p. 282）。从金正日为巩固权力世袭而提出的“先军政治”中可以看出，朝鲜的核政策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可以说，“先军政治”是朝鲜的核心政策基调。1994年至2011年间，朝鲜持续推进了核武器开发一边倒政策。不可否认，“先军政治”是朝鲜贯彻这一政策的政治思想基础，是朝鲜式核遏制力的理论依据。
　　现如今，朝鲜声称自己是以最尖端军事技术和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军事强国。从朝鲜的“先军政治”军事战略中可以看出，为了对抗美国及美国的同盟国，朝鲜甚至不惜发起全面战、网络战、核战争等。朝鲜确信，通过“自卫的核遏制力”，可以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劳动新闻》，2010.08.01）。另外，从表-3中也可以看出，为了确保合法的核拥有国地位，朝鲜继续坚持军事中心主义立场，并动员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等多种手段，努力实现其政治的、战略的目的。也就是说，朝鲜是通过高度的军事技术将极端的军事冒险主义国家演变成具有灵活军事战略的“先军政治”国家，这其实是朝鲜将其核战略付诸实际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朴志善、李相浩{音}，2010）。总体来讲，朝鲜的核战略不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保持了一贯性和连续性，而且还波及到政治思想领域，并形成了“先军政治”这一政策基调。可以说，为了从政治、战略层面有效运用核战略，朝鲜大力发展了核武器。换句话而言，朝鲜的核战略是政治目的、国家战略、手段工具这三大要素形成绝妙组合的原动力。
　　（二）、构建“韩半岛核战略信任进程”
　　2013年，通过朴槿惠总统的海外巡访，韩国政府向美国、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欧洲等积极游说“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意义、作用、目标、政策手段。从根本上来讲，“韩半岛信任进程”的目标是结束南北间的不信任、对峙与恶性循环，为韩半岛的统一打下坚实基础。现政府四大国政基调 之一的构建韩半岛和平统一基础中就包含“韩半岛信任进程”，“韩半岛信任进程”需遵循以下三项原则：①通过韩半岛信任进程，实现南北关系正常化；②从小的统一着手，迈向大的统一；③通过积攒统一力量，为实质性的统一做准备。基于韩半岛信任进程，为了能够推进和平统一大业，现政府提出了“信任外交”的具体方案（青瓦台）：
　　1、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扩大亚欧合作。
　　2、巩固发展韩美同盟和韩中伙伴关系，稳定韩日关系。
　　3、进军新兴市场，强化产业资源合作。
　　4、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中坚作用。
　　5、保护海外公民的安全和利益，扩大公共外交活动，努力增加就位岗位。
　　6、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7、持续扩大政府开发援助（ODA），推进示范的、综合的开发合作。
　　不过，从现政府的国政基调中可以看出，并没有提出对韩半岛信任进程构成最大威胁的朝鲜核问题等特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这主要是因为韩半岛信任进程与其说是具备战略计算的行动指南，不如说是构建韩半岛和平的国家哲学和发展蓝图。也就是说，韩半岛信任进程其实是国政运营的大框架。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的层面去研究“韩半岛信任进程”，并对此进行理论论证。
　　从战略理论的角度，可以对“韩半岛信任进程”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假定战略是旨在实现政治目的的最高工具”，并对韩半岛信任进程的解释和应用进行具体的理论验证。关于战略（strategy）一词，虽说可以做出多种不同的定义，但是不可否认，战略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原理。我们都清楚，战略在现实政治中不断进化。可以说，战略是能够恰如其分地提炼机会（chance）、不确定性（uncertainty）、模糊状态支配性（ambiguity dominate）等要素的政治工具（political instrument）。换句话来讲，战略是为了达成政治目标，使所有手段都能够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的“魔法之手”。为了能够成为出色的战略家、制订出正确的政策，有必要通过历史上优秀的战略家们推崇的成功事例去分析事物发展的主要规律与特征。
　　西欧战略家们认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需的战略选择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考虑地理（geography）条件，准确判读国家规模大小（size）和地缘政治学位置（location），这样才能正确搭建“战略框架”（Willamson･MacGregor･Alvin，2009，pp.7-9）。正因为如此，“韩半岛和平进程”需在深入研究周边国家及与韩国存在战略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学位置和战略文化的基础上，探索韩国的核战略发展方向。如前所述，为了制订出能够主导第二个核时代的核战略，韩国首先需充分理解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反对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战略文化。
　　第二、基于各种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和现实启示，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Willamson･MacGregor･Alvin，2009）。不难预计，在第二个核时代，朝鲜将作为核扩散的主导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这样的朝鲜，有必要分析研究朝鲜的军事战略发展史和核战略执行模式。与朝鲜不同，韩国是非核国家。所以，韩国更需要拓宽战略思维，对冷战时期的西欧核战略等历史经验开展深入研究，并基于研究结果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第三、分析相关国家独有的政治结构特征（the nature of the regime），深入研究宗教、理念、文化等具体事项（Willamson･MacGregor･Alvin）。从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大体框架。可以说，在政策的决定及实施过程中，国家政治结构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使“韩半岛信任进程”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确保国家政策基调得以有效维持，韩国应在充分考虑以上三点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制订出分阶段的发展路线图。
　　西欧的战略理论家们指出，确立创造性的战略和政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还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为了确保“韩国的核战略信任进程”取得切实进展，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核战略所需的核心条件，并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案。对此，韩永燮{音}（2013，pp.62-63）提出了“旨在解决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的三阶段信任进程构建方案”。具体来讲，第一阶段为“韩半岛信任进程摸索阶段”。在这一阶段，韩国和朝鲜至少应表现出构建信任关系的强烈意愿。第二阶段为“韩半岛信任构建阶段”。通过第一阶段确认了双方关于构建信任关系的意志后，在这一阶段推进构建信任关系的具体工作。第三阶段为“韩半岛信任制度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将切实落实信任构建措施，并实现信任构建的制度化（韩永燮{音}，2013）。
　　为了稳步推进“韩国的核战略信任进程”，必须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为了实现政治目的（韩半岛信任进程），韩国可以做出何种选择？”。显然，对于韩国而言，需明确并聚集韩国的政治目标。朝鲜以主体思想这一唯一的政治哲学，创造出了金正日时代的“先军政治”。在“先军政治”的引领下，朝鲜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从军事战略层面占据了优势地位，并成为今天的核拥有国家。第二，“韩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战胜对方？”。这里所说的战争并非意味着好战或进行战争准备，而是指研究创造性的、可实施的、能够压倒对方的军事战略。
　　首先，在韩半岛，“韩半岛核战略进程”的目标对象就是朝鲜。可以说，韩国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必须时刻牢记韩国是以一个非核国家去应对朝鲜这么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深入分析朝鲜的核战略可以看出，面对很难拥有核武器的韩国，朝鲜的战略家们通过核战略，实现了其战略利益最大化。朝鲜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不断发展核武器，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中获得政治利益、战略利益。
　　正是因为韩国的核战略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所以尽管朝鲜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挑衅，仍与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中国采取封锁包容（经济上包容合作，军事上牵制）战略一样，韩国在“人权”、“经济”、“民间交流”等领域采取包容立场的同时，在军事领域采取了防御封锁（defensive containment）的立场。
　　不过，面对第二个核时代，韩国以朝鲜为对象，在新的核安全模式下提出了战略理论的依据——“韩半岛信任进程”。“韩半岛信任进程”意味着韩国即便没有核武器，也能从战略层面对朝鲜发挥“韩国式的核遏制力”。换句话而言，“韩半岛信任进程”就是为发挥“韩国式的核遏制力”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若要稳步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南北关系必须得到改善。也就是说，需具备南北关系比现在更进一步、更为友好的“必要条件”（《京乡新闻》， 2013.10.03）。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从韩半岛的现状来看，南北韩军事对峙，《停战协定》没有转换为和平协定，韩国依然将朝鲜称为“主敌”。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无条件相信与包容”来积攒信任，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京乡新闻》， 2013.10.03）。
　　不过，现政府主张的“信任”是理论层面的基本概念，并非指“无条件包容、信任与接受”。“韩国主导下的信任进程”是为了克服韩国核战略的不足，阻止朝鲜核战略的快速推进 。在这一原则下，“韩半岛信任进程”实际上是包括“信任”和“遏制”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可以作为战略理论来使用的概念。统一部在关于“韩半岛信任进程”的说明材料中，对“信任”的概念进行了具体说明。统一部指出，“信任”并非指无条件给予，而是通过强调“破坏信任的行为势必会付出代价”来引导朝鲜走向和平合作之路。（统一部，2013.08.21，《韩半岛信任进程》说明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韩半岛信任进程”当中实际上包含着遏制力的概念。冷战时期，核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威慑力（deterrence）”概念与相互协商、相互信任（credibility）共同作用，遏制了相互间的军事挑衅。“韩半岛信任进程”可以说是与冷战时期的这种战略一脉相通。
　　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达到了50,000多枚。但是，美苏两国依然能够保持势力均衡和相对稳定，正是由于核武器所具备的威慑力。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介绍了美国以前苏联为对象推行的“核遏制战略”存在的问题。文件指出，美国虽已具备对苏联的适当（adequate）水平的核报复能力，但是若苏联具备明确的攻击意志，并且这种意志的存在会让人们怀疑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时，遏制力不但不存在，反而会引发核战争 。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美国在不断地核实对方的战争意志、“信任”程度，在反复的战略考量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核战略。虽然美国和前苏联拥有了足够的核武器，但是并没有爆发核战争。正是因为美苏两国积极研究对方的“战争意志”，并不断修订和完善核战略的结果。总体来讲，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之所以没有爆发核战争，是因为通过威慑（deterrence），双方之间建立起了信任（credibility），而这种信任又成功地遏制了核战争的爆发。因此，核战略中的“信任”概念其实是包含着遏制力、私下约定等内容。
　　Freedman指出，核拥有国间的“遏制力”是从同意（consent）阶段向管制（control）阶段的演变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般来讲，因为能够相互信任，所以经过“同意”的阶段就可以了。不过，若仅凭“同意”阶段并不能有效制约对方时，往往会选择“管制”的方法。（Freedman， Deterrence， 2004， p.26）。韩国主张的“韩半岛信任进程”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管制”意志，即通过“同意”阶段，强调“信任”的重要性，但是朝鲜一旦进行军事挑衅或发现类似征候时，将采取高压式的遏制措施。正因为如此，若要积极推进“韩半岛核战略进程”，需要对西欧的核战略理论进行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首先，“遏制”概念是所有战略、特别是核战略的核心理论。从理论上来讲，“A遏制B”是指B反对A所追求的目标时，A通过禁止、限制、惩罚等手段来教训B，使B感到恐惧，从而遏制B采取实际行动（Freedman，2004，p.27）。朴槿惠政府在阐述“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时，提出了“朝鲜的军事挑衅行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前提，这其实是充分反映了这种遏制力的理论。
　　具体来讲，遏制是指“从行动上引导”对方不反对自己的意志（目的），威胁（compellence）是指通过高强度施压，迫使对方追随自己的意志（目标）（Freedman，2004）。目前，朝鲜声称自己拥有“可以随意使用的核遏制力”。从核战略的理论概念层面来看，朝鲜的核战略实际上是属于从遏制力衍生出“战略威胁（strategic compellence）”的范畴。另外，遏制的概念是为了确保局势稳定、达到政治目的而提出的。威胁则是迫使对方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因此是更激进、更具有攻击性的战略（Freedman）。
　　所以，朝鲜试图通过“极端的军事冒险主义”达到其目的的做法，与以同意或协议为前提的相互间的遏制力相比，更接近与“战略上的威胁”。面对这样的朝鲜，韩国应在“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政策基调下，大力发展能够有效克服朝鲜“战略威胁”的“合理的核遏制力（rationalistic nuclear deterrence）”。
　　所谓“合理的遏制力”，即依据从遏制理论中衍生出的“能够使威胁演变成信任”的具体战略。即在发出威胁、遏制对方之前，引导对方在拒止（denial）和惩罚（punishment）之间做出灵活的、合理的选择。拒止并不是像惩罚一样给予持续的威胁（continuing coercion），而是对其进行有效管制，所以称得上是“更值得信任的战略”（Freedman，p.39）。因此，韩国的核战略，比起向朝鲜发出惩罚威胁，不如引导朝鲜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显然需要更具灵活性的核战略。
　　因此，现政府的核战略应基于“拒止”战略概念，为对方提供可选择的余地，并传递“一旦做出错误选择，必定会付出代价”的明确信息。换句话而言，就是“有条件的遏制力（conditional deterrence）”。基于双方努力构建起的“合理的信任”，使对方逐步消除恐怖感和威胁，这样才能切实推进现政府提出的“韩半岛和平进程”。因此说，实现核战略理论和“韩半岛信任进程”基本理论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是极为重要的。
　　必须让朝鲜清楚地明白，如果发起威胁时，势必要付出代价，从而引导朝鲜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比方说，明确告诉朝鲜“抵抗时付出的代价（resistance cost）”和“顺应时得到的好处（compliance cost）”具体都有哪些。通常，A向B不断发出威胁，是因为“抵抗时付出的代价”要大于“顺应时得到的好处”。朝鲜之所以在朝韩会谈或六方会谈中不断发出军事威胁，其实还是因为朝鲜选择核武器、持续进行抵抗时所获得的战略利益远远大于放弃核武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时获得的战略利益。
　　因此说，韩国式核战略并非是“无条件的信任”战略，而是在“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政策基调基础上的、与“遏制力”相伴的、“合理的遏制战略”。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战略意识，才可能制订出能够超越朝鲜的、具备创造性的实践方案。
　　图-1：对“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战略理论构想
　　五、结论
　　本文对第二个核时代韩国所处的安全环境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研究。文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韩国式的核战略构想。可以说，这一构想是加快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的理论基础。文章对第二个核时代的韩国立场从核战略的概念层面做出了解释说明，特别是通过传统的核战略理论，对实现现政府主张的“韩半岛信任进程”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文章强调，朴槿惠政府在制订“韩半岛核战略进程”的具体路线图时，应充分考虑“合理的核遏制力”，并保证操作层面的政策配套，切实可行。
　　只有充分认识和全面了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反对拥有核武器”，才有可能提出真正有效的核战略。为此，有必要从战略层面上计算在韩半岛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各种变数，并进行充分的战略思考。另外，面对“第二个核时代”这一转换期，还应基于“韩半岛信任进程” 研究核战略的具体推进方案。
　　为了具体落实核战略构想和政策措施，有必要改进现行的政府决策过程。通常，在决定外交安保政策时，首先制订政策，向公众公布，然后再予以具体落实，这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政策决定方式。今后，政府应先进行政策研究，了解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在此基础上再推进政策的落实。也就是说，外交安保政策的制订应由“以政府为中心”转换为“以国民为中心”的模式。核安全与韩国的生存直接相关，因此在实践核战略时需具备主动性、持久性和推动力。
　　为了实现“韩半岛信任进程”，在推进“合理的信任”这一核战略概念时，应改变现行的“研究➡提案➡向公众公布➡政策实施”这种被动的、官僚的政策决策过程。今后，政府应增强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在“为了国民的政策”的大框架下，积极推进“韩半岛信任进程”与“合理的核遏制战略”的实践方案。具体的步骤应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学者和专家）➡听取公众意见和主张（成立专门的沟通小组）➡制订政策框架➡说服公众➡政策制订完成➡政策具体实施”。
　　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核战略，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有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与前苏联的核较量过程中，1954年美国提出了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核战略。从理论上来讲，“大规模报复”是指“若遭到敌人攻击，将通过总力战，发起大规模报复，使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显然，“大规模报复战略”是非常恐怖的、可怕的战略。不过，当这一战略向美国公众公布时，并没有遭到强烈的抵制。这主要是因为该战略并非是“为了政府的政策”，而是“为了国民的政策”，美国政府在制订“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过程中，与公众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并将国家所处的威胁状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韩国在推进核战略时，有必要让公众真正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国家的外交安全问题是政治学的利害关系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重大问题。因此，国家在研究制订外交安全政策的过程中，需在公众的知情权和保护国家秘密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特别地，外交安保政策的决策过程需要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进行转换。只有这样，公众才可能真正了解像核战略这种复杂的概念，才可能使政策的决策过程变得有效、合理、科学。
　　作为非核国家的韩国，在第二个核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在与拥核国家的对抗中如何取得胜利。韩半岛正在成为第二个核时代的轴心。为了能够在新的核时代成为新的和平时代的轴心，韩国应努力发展高效的、创新的“韩国式核战略”。总之，基于“韩半岛信任进程”的信任外交与“韩国式核战略”的有机结合，将会大大减少韩半岛爆发核战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