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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忆起来，三大合同谈判经过了漫长的三年，于1986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签字了。当时由于一些不能说的原因，彭士禄同志已调离广东核电队伍，但他对合同的果断决定，使我们在合同具体谈判和执行时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可以说，三大合同谈判成功，彭士禄同志立下了首功。

      我们的好榜样

      记得1984年的夏天，我陪彭士禄同志到北京，向当时电力部主要领导人汇报广东核电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位部长对一位副部长竟是那样厉声质问。“彭士禄同志，是谁给你的权力？你凭什么在没有得到国家计委的项目批准情况下就在4月1日破土动工，你好大的胆子！为什么不及时请示报告？”

      我当时想替彭士禄同志向这位部长解释一下我们为4月1日破土动工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彭士禄同志立即制止了我，不许我再作任何解释。等到会议结束，我还埋怨彭士禄同志不作说明，白白蒙受批评，可是他笑笑说道：“1982年11月24日，总理授予我全权处理广东核电站的筹建项目，为了给国家节省投资，抓紧破土动工，开挖土石方工程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程的重要举措，我必须尽力支持并承担责任。”沉默了一下，彭士禄又接着说道，“当时的会议，部长是参加了的，也听到了总理对我的授权！所以，不是我大胆，因为那是我的责任，如果下面有一百个问题，我必须解决99个，只能剩下一个非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话语不多的彭士禄同志说这番话的时候，非常平和，没有一点受了委屈的愤愤不平和恼怒，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正如他常常讲的：“只要是为了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我们就问心无愧！”彭士禄同志多年来始终是按照这个信条做事的。

      在1983至1985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些人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当时正好都是40—5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但我们毅然撇下了自己的家和亲人，只身来到大亚湾，所以，有许多具体的事情，还是会影响一些同事的情绪的。那时，我们多数人的工资也就是每月56元—75元之间，开始到广州、深圳，住在招待所，每天的餐费都是3元，大家压力都不小。到深圳经济特区后，彭士禄同志请示上级部门给了少许补助。那时，他到了晚上和我们在一起加班时，我们也经常发一些牢骚，彭士禄同志习惯性的讲法是：“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呀，咬紧牙关、困难会过去的，哈哈！”这爽朗一笑，大家还能说什么呢？是的，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记得198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彭士禄同志寄居在蛇口的一间小屋里激烈地争论怎样尽快让广东核电站项目立项，尽快地建立我方配套的核电设计班子与法国电力公司对接的问题，当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彭部长当即讲了一句：“到海边走走，歇一会再讨论。”于是，我们陪着他在那时还是一片平常海滩的蛇口海滨漫步，海浪拍打沙滩，远空星光闪闪，对岸香港也只有点点灯火，突然听到彭士禄同志用他那口音浓重的广东普通话或是俄语哼起“听吧，战斗的号角响起，让我们……”大家心头一热，彭士禄同志是在用他那轻轻的但显得异常坚定的歌声召唤我们团结奋战。

      大海与彭士禄同志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少年时，父母牺牲，由亲戚带着就在这南海上乘着颠簸的小船逃往香港，在香港一边流浪一边寻找组织派来的人。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竟然成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他亲自带领我们设计建造的这一钢铁巨物，已然驰骋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上守卫着祖国的大门。如今他又带领我们来到这祖国南海的岸边，头顶烈日地为中国的核电事业奔波，在我们将核电站选址大亚湾时，站在怪石磷珣的海岸边，他久久地凝望南海的方向，仿佛看到了他指挥筹建的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就屹立在他的面前，满头大汗地哈哈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