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士鉴 口述  核动力院宣传部 整理

黄士鉴

    屋里有蜈蚣 屋外有老鼠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从事着中国最尖端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在整个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西南偏僻的山沟里搞建设、搞科研，要遭遇怎样的困难和艰苦。1965年冬天，我们背负着祖国的殷切希望，从北京西直门出发，前往“三线”。

    一切从零开始。没有住房，自己建“干打垒”，喝的是稻田里打上来的水，屋里有蜈蚣，屋外时有毒蛇出没。老鼠更不用说，又多又大，连从城市带来的猫初次见到它们，都被吓得边叫边往后跑。物资极度匮乏，定量低，常常吃不饱，很多东西如白糖、肥皂、奶粉等生活奢侈品都要从外面带回来。于是，大家每次出差带东西竟成了重要任务之一。

    当时的科研设备非常简陋，计算机是手摇的，很多实验设备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前往工地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敞篷解放车，几十里山路走下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尽管如此，大家工作热情十分高，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全身心扑在工程建设上。

    打着点滴在现场坚持

    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一切工作都会被无端地上升到政治高度，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很多技术骨干都是顶着“臭老九”的帽子，白天挨批斗，晚上自觉自愿地工作，在生活、工作、政治环境都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他们硬是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把陆上模式堆建成了。

    1970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工程进入最后阶段，为了实现工程预期目标，需要对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再进行认真细致的推敲，并通过实验反复对计算结果进行验证。

    为了确保工程进度质量，我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饿了就在实验室里扒两口饭或啃个干馒头，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时值酷暑，实验室地处山坳，乱草丛生，空间狭小，加之四川天气潮湿，闷热难耐，汗水像浆糊一样将衣服紧紧粘在身上，还要时时遭受蚊虫叮咬，降温解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没有空调电扇、没有冰镇饮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实验室的工程制冰机制出冰块，吃冰块，喝冰水。但几天下来，很多同志吃坏了肚子，我也开始拉肚子，一天数次。身体顶不住了，体力下降了，但是工作不能停，吃冰块也不能停。医生要给我输液，大家都在拼命干活，我在病床上哪能躺得住？硬是打着点滴在现场一天天坚持下来了，直到把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建成。

    就像我国核潜艇首位总师彭士禄说的：“‘臭老九’多可爱，挺听党的话，为了国家，一定要把核潜艇搞出来！”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那个动荡年代所有科技工作者发自肺腑的心声。
   
    几十年呐，值了

    陆上模式堆能否达到满功率运行将是核潜艇能否按时下水的关键所在。1969年10月，陆上模式堆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半年时间全部安装到位。经过一年时间的抢建，热工水力、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建成，并投入试验运行，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终于从艰难中走完了最后的准备阶段，迎来启堆试验。

    1970年8月30日上午，我像平时一样来到主控室，却发现里面的气氛和平常不太一样，充满了紧张的气氛，30平方米左右的屋里，挤着十多位军管会、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原来，核反应堆满功率运行的试验正在进行，功率在一步步提升，13点30分，主机的满功率达到99.5%，为了最后0.5%的冲刺，主控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16点30分左右，我对温度、流量等多方面的参数进行计算后发现功率已经超过100%了。面对这样的惊喜结果，我却没敢吭声，万一算错了，不是让大家白高兴一场？我又算了第二遍，结果还是功率已经超过100%了。我更激动了，但是仍不敢说。正当我还想进行第三遍计算，核实计算结果的时候，站在我后面的两位同事沉不住气了，悄悄地说：“到了，到了！”但我还是坚持让助手报了第三遍参数，计算出功率为101%后，才向身边的彭士禄报告：“满功率到了，还超出一点！” 彭士禄听了，二话不说，起身就走。二十分钟后，我才知道，我刚刚算出的这个数据已经直接上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基地指挥所里直通中南海的老式电话机

1970年7月17日，周总理通宵达旦不断地询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测试情况（模拟情景油画，现存中国核动力院科技馆）

    1970年8月30日16点30分，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运行。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是对于这些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建造者们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开心了。30多年过去后，我向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汇报当年陆上模式堆的建设情况，江主席听到动情处，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代表中央谢谢你，谢谢你们！”

    有这句话，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几十年呐，值了。

    “错了，您处分我”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动力装置正式交付使用，现场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然而，当时的院总工程师赵仁恺却十分冷静。他知道核动力装置在运行中，哪怕出现一丝再小的纰漏，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他问海军运行人员：“有无异常现象？”有人回答：“听见里面有金属撞击的叮当声响，右边出口的水温偏低。”这个问题引起赵总极大的关注，立即回院里，组织力量进行分析，并到现场进行实验，寻找发生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排除了仪表问题、功率分布不对称问题，剩下的就是热工水力方面的问题了。当时，我是热工水力方面的负责人，就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一部分冷却水流进反应堆后未经过堆芯就从右边排出，致使右出口水温偏低。经过现场巧妙的实验验证，证明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此事惊动了国防科工委和使用单位，最后决定将反应堆开盖检修。

    半夜，当时的副院长杨履新睡不着，披衣起床，心里暗暗思量着明天开盖检查，万一问题不是出在我分析的地方，怎么办？院里的声誉和形象将受到很大影响。他把我喊去，焦急地询问：“你不会判断错吧？”我胸有成竹，干脆利落地回答：“不会错。错了，您处分我！”第二天，反应堆盖打开了，经检查测量，结果与我的判断完全一致，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还记得那次，我与潜艇官兵们一起登上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站在舰桥上，眺望海上红日。大海多美啊，核潜艇在水面徐徐向前，两边泛起的海浪像绸带一样飘向远方……

 
    （黄士鉴，1939年出生，核动力专家。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先后在总字九O六部队六部（七一五研究所前身）、核工业部一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前身）工作，先后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他多年从事潜艇核动力的研制，见证了我国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事故处理核开盖检修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省部级奖七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