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于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指定理事国，30多年来，中国与该机构开展了全方位互利合作，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次，《中国核工业》专访了在此机构任职的中国人员，并陆续刊登，以展现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形象。特别感谢国家原子能机构国际合作司为本专题提供的大力协助。

为了国内核事业发展做好代表团工作

——记原中国常驻IAEA代表团第二任团长王传英

◎ 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核芯报道工作室 余诗君

▲ 王传英（前排左）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钱皋韵、黄胜年都是中学校友

1929年出生的王传英，今年已经93岁了。1950年他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未去过英语国家留学，但1987~1990年之间，他却到维也纳生活和工作了3年。他的小学和中学学的都是英文。“我真正的英语底子是在上海中学打下的，那个中学英语教得不错。我的同事钱皋韵、黄胜年都是这个中学的学生。”王传英回忆说。

被华罗庚找去组建计算机小组

王传英原本学的并不是核专业，1950年他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毕业后，先是去了一家化工厂负责电话交换机工作。1952年，他被自己的老师、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闵乃大调到了由邮电部和清华大学合办的电讯网络研究室工作。“那是老师组建的研究室，老师是室主任，把我叫回去是给他当助手。后来我们又被华罗庚先生找去组建电子计算机小组，小组设在数学所。”

被钱三强“扒拉进了核的门”

1954年1月，计算机小组被调整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地点也搬到了中关村。一年半之后，他直接被钱三强“扒拉进了核的门”。随后，他被派去莫斯科理论与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1956年回国后负责回旋加速器、静电加速器与串列加速器的建设、安装及运行改进工作，在此期间他曾担任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

1984年，王传英被调入核工业部任科技核电局局长。3年后，一纸来自国家的任命书，又将他派到了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表团任团长。

代表团往事

“中国派驻到国外的人员正常应该称为大使。但因为IAEA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机构，进驻到这种机构的国家组织就叫做代表团，我是中国常驻IAEA代表团的第二任团长，前一任是段存华。”王传英回忆说，“代表团主要工作，一是准备机构大会和理事会各项议程的情况报告和与会对策建议，供国内制定与会方针时参考；二是为国家争取机构技术援助、联合研究合同，以及向机构推荐我国专家等。”

当时我国加入IAEA刚3年，一切都还在初创阶段，了解国际局势和各方态度意见，研究对应策略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机构的大会与理事会分别是其最高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为在会议中有效保障中国的权益，王传英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提前积极了解各方对各种议题的立场。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组成日内瓦集团，发展中国家组成‘77国集团’。我国与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会前会与各方进行沟通，获得一些重要信息。我们依据从各方获得的信息，提出我国的与会对策建议，给‘家里头’（指国内）作参考。”王传英回忆道。

在机构广交朋友

在工作中，王传英也交了些外国朋友，工作和友谊并行不悖，甚至有些工作意见就是通过友谊渠道来传达。

“巴基斯坦的一位代表原是核电站的高级技术人员，与我是同行，又都在学习计算机，我们时常交流心得。美国的一位参赞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核数据方面的科技人员，我们在技术上谈得来，会下也能坦率交换意见。”

▲ 王传英（右五）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NSAG第6届专家组

努力为国家争取合作项目

IAEA的责任一是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帮助成员国利用核技术造福百姓而提供技术援助。二是为了发展某项技术，IAEA会出资委托成员国进行相关研究从而签订联合研究合同等。这类项目不多，且竞争激烈，争取这类工作也成为了王传英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日常开展最多的工作。“为了争取项目，一方面我们会与IAEA主管项目的官员反复磋商，同时要与国内反复沟通。由于国内准备工作较充分，我们申请获批的机会较多。另一方面，这些项目在我国都高质量地完成，获得了IAEA的好评，我们也为IAEA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项目所含有的外汇，也可帮助国内一些单位例如医院购买必要的仪器设备、参加国际会议等提供了条件，很好地发展了核医学科。”

我国当时正值核电建设初期，科技人员通过IAEA到国外核电厂参观实习、参加机构活动等非常有必要。

“自费专家”的名额也极难申请

“机构从各成员国聘用的人数主要据其所缴纳的会费多少来定。我国当时会费交得少，派人机会就少。为多派人去交流学习，我们就努力申请向机构提供不领薪水的‘自费专家’。但这个名额也很少，我在任时，几经努力才争取到一个名额，选派的人进了核能司，后来还转成了正式职员。”王传英回忆道。

在他看来，中国也为IAEA做出了应有的贡献，“IAEA需要由各国派出专家组成智囊团，早期我国核能应用还没有发展起来，第一个进入智囊团的是核农学专家陈子元院士。我国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也居国际前列，不但组织、应用得好，还有大面积推广经验……我任期内适逢IAEA在制定长期科技规划，我们代表团内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后，提出‘机构不能过分偏重控制职能，而轻视促进职能’的规划意见。”

▲ 198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举办“亚太地区第三次工业示踪应用技术培训班”。

“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可把我搞苦了”

在被任命为中国驻IAEA代表团团长之前，王传英就曾参与过IAEA的工作。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对事故发生后紧急通知各方与及时调动各方互相援助成为IAEA各代表团公认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IAEA组织起草了两份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与《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中国代表团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参加,王传英任组长，其他两位成员一位是外交部的，另一位是当时核二院的专家。

▲ 1986年9月26日，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桌前就座，左）代表中国政府在维也纳签署《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其右侧为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姜圣阶。

“我硬着头皮去了。我一个搞技术的，完全不懂要怎么起草这样一个公约，可把我搞苦了。当时我们费了很大功夫研究，这跟研究科学技术完全是两码事，又没有资料可以借鉴，最后经过努力总算完成了任务。应该说外交部那位同志有很大贡献的。”

起草公约之后，王传英需要拿回来向“家里”汇报，等国家的意见。

“当时我最苦恼的事情，就是草案里规定：特殊单位出了事儿也得报，我觉得这对咱们国家有些为难，但经国内各单位部门研究后，我国也自愿参加了条约。”

这次起草公约是王传英一生中所遇不多的难题、也是他至今最难忘的经历。

1990年，已经61岁的王传英结束了派驻任务，回到核工业总公司任科技委副主任，工作到70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