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4月16日提供的由“T鹰”无人机拍摄的福岛第一核电站4号机组运行层的照片（4月15日摄）。新华社/路透

　　因强震、海啸引发的日本核危机持续发酵，使日本核电成为全球瞩目焦点。自1954年启动核能计划以来，经过近60年发展，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核电超级大国，且其核反应堆生产了大量乏燃料，潜在的核武发展能力也不可小觑。

　　核电超级大国

　　核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三。日本自然资源匮乏，核能很早就进入其视野。1954年，日本政府投资2.3亿日元，启动核能研究计划。此后，它逐步建立了发展核能的法律体系和组织机构。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研究所、核燃料集团等先后成立。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日本受到严重冲击，此后日本开始走上能源多元化道路。尽管其国内核电站需要的铀资源并不丰富，但是由于铀便于贮存，成本低，因此日本仍将核电作为重要的战略选择。

　　日本电力工业的主体由十家私营电力公司组成。为了推动能源建设，政府和九大电力公司（除冲绳外）投资成立了电源开发公司。九大电力公司和电源开发公司又共同投资建立了日本核电公司，负责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目前，日本运行中的反应堆共有54座，在国际上仅次于美国和法国，排名第三。

　　进入本世纪后，日本对核能的重视有增无减。它把发展核能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手段。2008年，日本称，从2000年到205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减少54%，到2100年减少90%。为实现这一目标，核能作为最重要的能源，到2100年将提供60%的能源。这意味着一半的减排任务要靠发展核能来实现。

　　目前，核电占日本全国电力的30％。2006年，日本经产省的《国家能源新政策》提出，要把日本发展成一个“核国家”，到2030年将日本核电所占比例提高到30%～40%。2010年3月21日，日本发布《能源基本计划修正案》（草案），计划到2020年新建八座核电站，到2030年再建六座，并在2020年将机组利用率从目前的60%提高到85%，力争2030年进一步提高，实现全球最高的利用率。

　　“国策民营”喜忧参半。日本发展核电依循“国策民营”模式，即隶属于政府的核能委员会、核能安全委员会分别制定有关核能发展和安全的大政方针，民营公司负责核电的经营。这种体制有其独特优势。核电投资周期长，先期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由国家搞长期规划，投资研发，并给予政策倾斜，减少了企业风险。在这种体制下，日本核电获得迅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它开始从国外引进核能技术。之后，日本通过购买设计、本土制造，逐渐使日立、东芝、三菱重工等企业具备了自主设计和建造轻水堆的能力。到70年代，日本通产省提出“改良标准化计划”，大大提高了核电设备国产化率，其轻水反应堆技术已基本成熟。在此基础上，日本又设计出第三代反应堆——先进沸水堆，并在世界上率先建设和投入使用。日本还在国际上力推先进沸水堆出口，同时并购美国西屋电气公司，雄心勃勃要逐鹿国际核电市场。

　　但这种体制也有隐患。核电公司分区包干，权力极大，经常隐瞒或篡改事故报告。2002年9月，东京电力公司传出隐瞒核电厂安全问题及伪造检查记录的连串丑闻，导致该公司的所有核电机组在2003年被迫停堆检修，引起东京当年夏季供电严重不足。此次福岛核事故处置初期，该公司过多考虑经济利益和保全反应堆，造成后续危机不断，以至于日本首相菅直人怒斥其缺乏危机感，可能导致“东日本全毁”。

　　惟一进行核燃料循环的无核武器国家

　　拥有全球民用钚的五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的核电站反应堆机组运行，日本钚（一种放射性元素，是原子能工业的重要原料，可作为核燃料和核武器的裂变剂）储量逐年快速增长。2007年，其钚存量已经达到45吨。在全球230吨民用钚中，它占了五分之一。日本拥有的钚可以制造5000枚当年投在长崎市的那种原子弹。2005年有专家预测，日本的钚库存到2020年将达到145吨，超过美国核武库中的钚数量。2005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呼吁冻结所有的浓缩和后处理活动五年，但是日本对此置之不理，称这只适用于新的项目。非但如此，随着其后处理能力的增强，未来其钚存量还会进一步增加。1993年，日本开始在青森县六所村建立大型的后处理厂，预计在2012年投产。该厂每年可以处理800吨乏燃料，分离8吨钚。如果该工厂建成，而生产出来的钚又没有被及时消耗掉，那么日本国内的钚存量就会迅速增加。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曾经进行过乏燃料后处理，但后来都改变政策，放弃了这种能力。目前，在无核武器国家中，只有日本坚持对乏燃料进行分离。

　　超级钚的威胁。日本进行后处理的理由是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进口铀。它要将再循环的未燃烧铀和乏燃料中的钚制作成混合氧化物燃料，从中提取额外的25%～30%的能量。1967年，它就将燃料循环列入长期核能发展计划。为此，日本积极发展用钚作燃料的“快堆”。它曾耗巨资开发出“常阳”实验性快堆，1985年又建成“文殊”示范性快堆。“文殊”堆1995年因发生钠泄漏事故被迫停止运转。停堆14年后，该堆于2010年5月重新启用，但三个月后又发生了中继装置坠落事故，被迫再次停堆。这两个堆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比一般武器级钚纯度还要高的材料——超级钚，非常适合做小型化的先进核弹头。据估计，“常阳”堆在1994年转换堆型结构前，可能已累积了40千克的超级钚。“文殊”堆在发生泄漏事故前可能已累积了10千克的超级钚。

　　强烈地震合并海啸，地震海啸又引发核危机，使日本经受严峻考验，也使这次大灾害具有世界性灾难的特征。观察整个事件进程，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日本国民在震灾中表现良好，可以相信，在重建过程中也会有良好的表现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日本终究已经是一个超老龄化的社会，很难再次创造二战后从战争废墟中重建、并且创造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日本的国力走向衰退已经不可避免。灾难也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自然条件之差，虽然战后日本凭借如此差的自然条件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事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过度超越自然条件提供给本国的发展空间的极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征服”难免遭到自然的惩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不顾本国地震频发的客观条件，引进英美的核电技术，建成了54座核反应堆，所需天然铀全部依赖进口，而对使用过的核燃料的再处理工作则依赖法国等，以致日本的核电站被形容为“既无厨房又无厕所的公寓”。

　　二，在日本这样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建设50多座核电站，需要有严密的管理体制和优秀的科技人才，这次核事故暴露了日本在核电站安全方面的管理漏洞和优秀人才的不足。

　　三，这次日本的核电站事故为全世界的核电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用极大的财产损失为代价为世界核电事业的今后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

　　四，这次核事故反映了国家安全问题的多元化。核电站安全是从国家能源安全衍生出来的一个安全课题，联想到最近袁隆平院士所说的“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说明一个国家必须正视多重的安全问题，它们与军事安全的关系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为此，需要研究一个与军事安全相互联系、协调的综合的国家安全战略，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既包括对外安全又包括对内安全。这次日本的核灾难典型地说明了“堡垒往往首先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因为在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的领导人只顾应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却对福岛核电站因为地震发生事故、隐瞒事故的问题置若罔闻，这就是安全观出了问题，没有形成能够真正从广大国民利益出发的安全观。

　　五，福岛等核电站的建设和设计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当福岛核电站出现问题的时候，却暴露了美国对日本的所谓“核保护”是有限度的。美国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军人和救援者的生命安全和保证他们免遭核辐射的威胁，这可能促使日本人从美国核保护的神话中走出来。

　　六，这次战后空前的灾难势将削弱日本的国力，并加速“中强日弱”的趋势，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将可能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也许会出现从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通过开展对华援助获得两国双赢的局面转向中国通过开展对日援助获得两国双赢局面的转折，中美日关系也许可能从军事上日美对付中国向比较平衡的三角关系转变。总之，中日两国都需要为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做好准备。

　　七，这次灾难使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们增强了一体感和连带感，或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至少是增强了不同国家之间要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新世界的“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精神。

　　八，在亚洲，由于地震、海啸所引起的核泄漏事故，增加了需要中日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就如何应对核电安全而加强合作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地区等都建有很多核电站，特别是中国大陆，截至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已建成六座核电站，尚有十座正在建设当中，加之中国也是一个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因此如何吸取日本大地震的教训，应对核电安全问题，成为中日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课题，因为相互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万一发生核事故，不仅会影响本国也会影响邻国，这是一个不分你我的共同的安全问题。

　　九，这次日本大地震虽然是与人类活动没有因果关系的大灾难，但是它显示出自然力的无比强大，警示人类要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与人类活动有因果关系的大灾难，包括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沙漠化扩大、热带雨林锐减，等等。这些灾难虽然不像地震、海啸那样具有突发性，却在悄悄地、慢性地毁坏人类的共同家园。中日之间、中美之间的确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面对人类与破坏性极大的自然力的这个更大的矛盾上，国家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应该服从解决更大矛盾的需要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场灾难也有教育作用，并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环境利益上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邻近国家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提供有益的启示。(冯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