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纽结于“有核”与“无核”之间时，中国正在实施核电建设的远大规划。按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在建规模在4000万千瓦。截至2010年，中国的核电总装机为1080万千瓦，在建机组28台3097万千瓦，在建规模世界第一。很显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建设市场。

　　作为独立的智库，安邦一向对中国庞大的核电建设规划持保留态度，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发展规划过于庞大而超前，它不仅在中国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带来极高的综合成本。我们想强调的是，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工业及管理能力超强的日本已经表现出严重的准备不足，难道中国就敢拍胸脯说核电运营没有安全风险？正如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过去所警告，大规模发展核电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和或然成本，将远远超出技术甚至经济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安邦的研究团队还认为，大规模的核电扩张将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很难回头的核电之路不仅在核电建设阶段需要大量引进核电技术，还要在运营阶段在全世界寻找稳定的核燃料供应这将使得中国的核电工业在技术和资源两个领域暴露出“软肋”。安邦研究团队的跟踪研究显示，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

　　先来看技术问题。国内目前已经明确了以三代技术为主流的技术路线，其中采用AP1000技术的示范项目（4个）多于EPR（2个），显示了AP1000在未来核岛自主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国内正在加紧研发的AP1400和还未提上日程的AP1700，都要以消化引进的AP1000技术为前提。这个方向确定了，未来中国在核电技术上对日本的依赖性将会很大。虽然日本公司并非国内早期核电项目的主要供应商，但东芝对西屋的收购已经改变了全球核电技术版图。事实上，日本企业已逐步成为全球核电技术的中心，东芝（三井财团）西屋、三菱重工（三菱财团）阿海珐、日立（富士财团）通用电气，这意味着全球核电技术最重要的三极都插着日本国旗，尽管后两极不是控股而是战略合作或联盟。日本财团大手笔切入核电技术版图的态势显示，中国发展自主核电技术都绕不开日本财团。

　　在核资源储备上的问题更大。官方资料显示，目前全球435个运营中核电站每年消耗约7万吨铀，最晚到2020年，现在已开发铀矿就将开采完毕。中国不足10万吨的铀矿储量属于贫铀国。虽然国内铀矿年产量只有1000吨左右，2011年却消耗了4400吨。如果按照2020年装机目标的低限（6000万千瓦左右）计算，届时每年需要的天然铀将达到10000吨。很显然，中国未来的核电产业能否安全运营，有赖于能否在国外找到稳定的核燃料资源供应！

　　在核电领域，技术与资源的一体化不乏先例。如阿海珐不仅是设备商，也是2009年全球最大的产铀公司，类似的案例在俄罗斯、加拿大都有。不过，没有一国能够像日本这样，系统性、协作性地在全球同时控制核电技术和核资源，而日本财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技术版图中的三个日本玩家，同样是争抢铀矿资源的巨头。三井旗下的三井物产，富士旗下的丸红，三菱旗下的三菱商事，在铀资源领域的并购相当频繁。再加上伊藤忠、住友和各大电力、石油公司，日本以财团为凝聚力、以商社为执行力的资源占有战略，实现得相当有效。从近年的情况看，三井财团的策略相当有效：属于三井财团的东芝花了40多亿美元收购西屋电气之后，又拿下中国80亿美元的核电的订单。三井物产一头从美国拿技术，另一头圈住铀矿，而这两个领域的主要需求者都是中国。

　　安邦的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在与哈萨克斯坦等铀矿大国的官方交往中，日本动手更早，实质性成果也更多，而且背后还有政府策划的影子。如2005年日本5大综合商社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就参与其中。2007年东芝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当时的经济产业相（部长）也随同前往。不仅如此，日本企业与各国大手笔的铀矿进口协议，以及各种核能产业集团、金属矿业事业团的成立，也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日本囤积铀矿石、储备重要的核原料钚等一系列动作来看，日本在核能原料方面在做周密的战略安排。日本财团并不讳言对中国的警惕。东芝公司把自己持有的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将其纳入“三井共同体”，三井物产发言人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站，在加大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在核电技术和核燃料领域的对外依赖。安邦不断呼吁中国缩减核电发展规模，实际上是在战略上减少未来面临的风险。但遗憾的是，国内迄今对此并无重视，形成了安邦一家与日本财团“肉搏”的情形。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目前在石油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将会在核电问题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