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太阳花学运”之后，“反核”风暴又起，台湾再次陷入长达三十余年的“核四”（第四核能发电厂）存废之争，并因有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的“禁食”抗议，更增添了这一争议的复杂性与敏感性，让已陷于执政危机的马英九处境更为艰难。在台湾，“核四”之争已不是理性的经济与安全平衡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处理问题。在此关键时刻，马当局终于做出“核四”“停工封存、运转公投”的重大政治决定，一举扭转了极为被动的政治危机局面，是近年来马难得的重大智慧决策。然而，“核四”争议并不会因此停息，蓝绿仍在进行政治讨价还价，“停工”与“停建”之争，公投门槛之争，未来“运转公投”之争，依然会继续，悬念依旧。“核四”之争，是台湾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见证。

    公投解决不了“核四”之争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对于一些重大公共事件或政策，在各方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通常采取最直接的民主决定办法即“公投”方式，由全民公决。但在台湾，这一最直接的公投办法，也无法有效解决“核四”争议，成为台湾另一“奇迹”：什么问题都政治化，都不会有共识，直接民主方式也解决不了，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这是今日难治的“台湾病”。

    “核四”公投曾是民进党的一贯政治主张，国民党过去不支持、不赞成。去年，为有效解决“核四”争议问题，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变被动为主动，做出一个重要政治决定，提出通过公投来决定“核四”续建或存废问题，以结束争议长达三十多年议而不决的“核四”问题。国民党原本以为用民进党主张的公投手段，可一举有效处理这一难题。然而，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决定，不仅没有成为解决“核四”争议问题的利剑，反而引起在野的民进党反对，引起更大争议。民进党曾主张公投，如今反对公投，前后矛盾，反对力道不足，无法自圆其说，但善于政治斗争的民进党还是坚决反对，将问题归于“公投法”门槛过高，强烈要求先修正“公投法”，降低公投条件，再举行“核四”公投。执政的国民党当然不愿修法，认为“双二分之一”（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合法选民投票，有效票数超过二分之一）的门槛合理，况且降低公投门槛政治风险很大，如果未来动不动就发动对重大政策或台湾前途进行公投，轻易过关，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后遗症，台湾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另外，公投题目的设置有很大学问，不同的设计与提问方法，会有不同的公投结果，因此蓝绿双方一度陷入公投题目的设置问题上，一样无共识，依然无法解决“核四”争议问题。在日前再度爆发“反核四”风暴之后，民进党又一次企图借机降低公投门槛，甚至提出“核四公投特别条款”，企图以更低的公投标准进行“核四”公投。不过，马当局对修改“公投法”态度非常明确，经过党政高层协商后达成地方性的公投可降公投门槛、“全国性的公投”不宜降低的共识，双方在公投问题上的僵局未解，也影响到“核四”争议的彻底解决。可以说，“核四”存废争议与公投门槛成为蓝绿之间一场难有善终结局的政治较量。

    林义雄以死要胁为那般？

    就在“太阳花学运”结束后不久，原本外传筹组第三政治势力（计划投入未来“立委”选举）的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突破改变人生规划，决定以“禁食”方式抗议“核四”兴建，试图以结束生命的方式胁迫马当局停建“核四”，“核四”存废之争出现新的变化，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与严峻。

    林义雄是一个强烈的“反核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独断专行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废除“核四”，以实现民进党党纲中提出的“无核家园”梦想（民进党的所谓另一“神主牌”）。他曾三次进行千里“苦行”，要求废除“核四”，但却未能实现他的“废核”理想。民进党执政时，林义雄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强烈要求陈水扁停建“核四”。在林义雄的压力下，陈水扁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会举行朝野晤后突然宣布停建“核四”，不仅造成台湾股市一泻千里，次日大跌一千八百点，而且引发一场巨大政治风暴，直接导致曾经分裂的连战与宋楚瑜重新合好与团结，泛蓝阵营从此诞生，台湾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发展时期。要不是林义雄的压力与陈水扁的盲目决定，台湾政局甚至两岸关系将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陈水扁宣布停建“核四”的目标未能实现，一场新的“核四”法律战开打，最后大法官宣判陈水扁停建“核四”违宪，又不得不续建，台湾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这也是当今马英九不敢轻意宣布停建“核四”的重要原因之一，避免重蹈陈水扁昔日的覆辙。“核四”的重新续建，对林义雄“废核”梦想是一次沉重打击，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废核”梦想，只是没有再对陈水扁施压，也没有以绝食方式为“核四”殉道。

    如今人到暮年的林义雄本应安度晚年，但在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的公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台湾“反核”风暴再起之时，他却突然宣布以“禁食”方式进行抗议，要求马当局宣布停建“核四”，试图在 “太阳花学运”之后马英九处于困境之时，迫使马英九就范，实现他多年“废核”梦想。他一番“一旦我死了，是他们（指马政府）杀害了我”的言论，则显示了他非理性的一面，不厚道的一面，对他作为一个有“圣人”之称的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好的注脚。

   在民主政治下，公共事务或重大争议事件，依法处理，依民主程序处理，而不是以某些人的政治意志来决定，更不能以个人绑架整个社会。依过去停建“核四”案例被判“违宪”之案例，马英九无权宣布停建“核四”。林义雄有主张“废核”权利，他人也有支持兴建“核四”的权利，不能以你的个人意志来威胁他人的权力。林义雄试图以个人的政治声望与社会影响力，即所谓的“政治圣人”之名，为了个人的主张与理想，企图通过“禁食”方式来绑架马政府，绑架整个社会，绑架“核四”命运，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一个重大公共事务的命运，是非理性的，是不合理的，是违背民主的，是专权与蛮横的，是无理取弄，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悲哀。如果每一个人，因为重大公共政策不符合我个人的主张与意愿，就要绝食抗议，就要迫使政府就范，整个社会将陷于混乱，不会有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因此林义雄的个人主义与绑架公共政策的做法天理不容。林义雄可以作个“核四”的殉道者，但不能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向政府进行政治要价。

    马当局“冻结”决策扭转危局

    在林义雄开始禁食的危机时刻，不论蓝绿还是马当局，在坚持既有立场的同时，也都在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各有坚持也均有妥协，但一时还是很难找到最理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国民党“立委”建议将“核四”“冻结”到2016年以后再处理；国民党党团大会达成“不放置燃料棒、不运转、未来运转于否由公投决定”的决议，马英九在“马苏会”中重申“先安检、再公投”。民进党在坚持“立即停建核四”基本主张后，也提出“核四公投特别条例”，在降低公投门槛后就“核四”问题进行个案公投。但蓝绿双方仍无法达成有效共识，在一些原则与具体细节上仍存在分歧。在林义雄禁食持续一周之后，民进党开始妥协，将核四公投门槛由相对多数制改为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即可。马当局不敢轻意支持降低公投门槛，但仍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林义雄以禁食方式要求废除“核四”之举，掀起岛内一次庞大的“反核”风暴，让“核四”争议变得更为复杂，马当局处境更为艰困，如何面对“核四”争议与林义雄的“禁食”举动，成为一个棘手与紧迫的重大挑战，能否度过政治危机，对马当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林义雄一旦出现意外，即为“核四”而死，整个台湾会陷入一种新的社会氛围之中，马英九可能会被戴上“杀人凶手”的大帽子（林自己已讲是他们杀害了我），可能真的会发生政治动乱，民众可能会发动更大的抗议行动，不排除冲击或占领“总统府”。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员胡忠信在电视上就公开呼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号召民众包围“总统府”，马英九甚至会出现人身安全问题。

    近年来，许多国家或地区发生的群众包围、冲击政府部门与领导人办公室的事件一再发生。乌克兰前政府的倒台就是典型。国际上这种反政府、推翻现政权的新激进社会运动，对台湾发生了很大影响力。在日前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中，激进学生本来也是要冲击占领“总统府”的，后来因为当时人数不够才改为冲击占领“立法院”。在“反核”抗议活动中，学生领袖林飞帆公开表示，他主张推翻现政府，是用和平方式或是革命方式尚未确定。因此，林义雄任何生命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出现预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政治后果，不能排除群众冲击与占领“总统府”甚至危及马英九安全事件的可能性。

    一旦激进民众冲击占领“总统府”，若警察和平处理，不硬性处置，很可能让抗议群众占领“总统府”，就像占领“立法院”一样，届时马英九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动乱，不排除马政府跨台的可能性。若警察为保卫马英九出现重大流血伤亡群众事件，同样会引起更大的反对浪潮，会再度发生冲击与占领“总统府”的行动，也不排除马英九下台的可能性。

    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林义雄禁食行动的持续，政治决策时间日益紧迫，在此关键时刻，马英九召集行政院长及执政县市长于4月27日召开会议，达成重要共识与结论，随后马英九对外宣布：即日起“核四”一号机不施工、安检后封存；二号机全部停工；未来“核四”是否运转，再由公投决定；同时尽管召开能源会议。

    马当局这一重要决定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核四”“冻结”相当于“停建”，尽管仍然无法彻底为“核四”争议解套，反核人士认为“停工”与“停建”不同，但不可否认，这一重大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政治未爆弹，随后林义雄宣布“冻结”“核四”相当于停建，于宣布停止禁食，反核声浪下降，改变了“核四”争议时局与政治危局，马英九的政治处境大为改善。

    安全与经济发展无法两全其美

    核电建设与反核运动，其实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共同面临的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问题。核能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社会与科技进步的结果，清洁与廉价的核能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但却会面临理论上核事故发生的潜在安全风险。

   如果人类有更好的能源来源，自然不会再持续发展核能与核电。尤其是对台湾来说，在没有自产常规能源，石油与天然气百分之九十八依赖进口。目前核电占台湾电力供应的百分之二十，曾经更占近三分之一。停建核电，当然会影响电力供应、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因此台湾才会有持续、有限发展核电的需要。事实上，台湾蓝绿对建设“无核家园”已有共识，区别在于蓝营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二、三核电厂届时不延役，“核四”建成后不再兴建新的核电厂，但绿营与“反核”势力则强烈要求“立即停建核四”，彻底废核。问题是在台湾还没有足够替代能源下，停建“核四”必然会造成电力不足以及影响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执政者当然不敢轻意决定立即放弃兴建多年并即将完成的“核四”建设。

    然而，包括绿营在内的台湾“反核”势力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关心能源供给问题，也不考虑电力供应与经济发展问题，将安全置于至高无尚地位，安全已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信念与理想，要说服他们是非常困难的。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安全问题，乘车与坐飞机都有安全问题。安全是概率事件，有大概率事件与小概率事件之分。核能当然有安全问题，至它诞生以来，确实发生过几起重大安全事故，尤其是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与日本福岛核灾事件等，仍属小概率事件，比起交通事故的伤害小多了。我们不能因为有交通事故，就放弃乘车、坐飞机，我们还是得经常乘车与坐飞机。核电是同样道理，不能因为存在理论上的安全顾虑，现在就放弃核电，就牺牲经济发展，让大家陷于缺电困境，影响大家的生活。未来科技发展或有足够的新的替代能源，必然不会再发展核电，这是一个过程。

    另外，台湾民众尤其是绿营势力极力媚日，相信日本，可是日本在福岛核灾之后又重启核电建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台湾反核人士有何感想？如果台湾发生巨大核灾之后启动核电建设，是不是有更大的抗议活动，是不是要推翻马政权？显然，台湾反核者太过理想化与情绪化。如果有更好、更安全的可靠能源，谁还愿意发展投资巨大、存在安风险的核能？如果失去了理性判断，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必然会陷入一场无休止的争议之中。

    “核四”争议不会结束

    在马当局做出“冻结”“核四”决定后，虽然让岛内“反核”风暴的强大抗争活动有所缓和，政治上也转危为安，但“核四”争议并不会因此结束。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是个人立场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共识，任何决定与决策，要让每个人满意与支持是不可能的，争议也就不会消失。

    新的争议是对“停工”与“停建”的不同解读。马当局强调的是“停工”而非“停建”，但反核者认为“停工”预示着未来可能会“续建”，并不满意。同时，“停工”或“冻结”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常维护与巨大的经济支出，成为全民负担，依然会有人反对，主张彻底“废除”的人大有人在，会继续要求废除核能。“核四”争议并不会因马当局的“停工”、“冻结”与“封存”而停止。民进党要求“行政院长”到“立法院”接受质询与做出政治承诺，不再追加“核四”财政预算，以达到实质“停建”的目标。对“行政院长”要不要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蓝绿双方意见不一，依然无法达成共识。况且，不论是“停工”还是“停建”，未来电力供应必会受到影响。于是台湾经济部门主张认为停建“核四”不仅会导致电力供应短缺与电价上涨，而且台电公司也将面临破产的危机，民进党则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恐吓”，强烈批评，又陷入新的争议。

    特别是“核四”争议焦点又逐渐转移到公投问题上。马当局提出以公投处理“核四”争议，但却引起曾一再坚持公投的民进党反对。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远哲等院士发表联合宣言，又主张以公投决定“核四”，但也有人反对以公投方式决定。其中，公投门槛成为新的争议焦点。反核人士与绿营坚持要修改“公投法”，降低公投门槛，马当局与蓝营则认为民进党执政时制订的现行“公投法”合理，不须修改，双方没有共识，争议仍会持续。另外，未来绿营若将停建核四提高到“宪政”层次解决，问题将更为复杂。

    “冻结”“核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未来一旦有经济上的需要，对“核四”运转进行公投，希望重启续建，但也不会平息反对者。如果公投的结果是持续“不运转”而不是废除，仍然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如果公投结果是“运转”，反核人士照样会反对，而且还会强烈反对，并不公因为公投结果而改变他们的立场。无论如何做，都会有争议。为此，台湾《联合报》发表“封存得了人民恐惧，封存不了政客恶意”社评指出，马当局“这样的退让不会使社会的纷争结束，因为政客的恶意永远源源不绝，不会罢休。”有专家发表文章称，“核四”的墓志铭就是“蓝绿恶斗”。

    可以说，“核四”争议只不过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后诸多争议事件的一页。在一个高度民粹化的社会，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不会有理性的思考，不能同舟共济，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共识，争议、分歧成为常态。这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困境，也是台湾经济衰落的真正原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