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仲甫 口述  王晨香 整理

    很多人受不了这种苦  不辞而别

    1955年5月以前，我在上海铁路局杭州铁路分局闸口机务段工作，是五级机械技术员，同年我被抽调到当时可称之亚洲第一大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局机械处工作，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政府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7年10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局对作出成绩的职工进行表彰奖励，我是其中之一，得到了晋升两级的奖励，升为三级机械技术员。
1958年下半年，我正积极准备参与制定南京、芜湖两座长江大桥机械化施工方案，大桥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彭敏等领导同志分别找了我们6位同志谈话，说经过政审和考核，决定调我们到二机部尖端保密单位去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并亲自宴请为我们送行。

    我们到二机部武汉调干组报到后，给我的调令是到北京401所工作。我心里蛮高兴的，因为是首都，而且工作单位又是搞尖端科研的。但后来又说，我的工作单位有了变动。

    1959年春节过后的第四天，我到二机部报到，接待人员说我到西北工作，也不说地址，先进行保密教育。很快我们一行大约五六十人从前门车站上车出发，就像接力运动员手中的接力棒那样，一棒一棒往下交接。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了兰州，办事处的同志说还要继续西行，发给我们每人三大件：一件布面老羊毛大衣、一顶棉帽和一双大头棉鞋。在兰州等了三天，派来几辆卡车拉着我们继续西行，历经近10个小时的颠簸到了西宁，被安排在市干校招待所等待分配。招待所几排土坯砖瓦平房里设施极其简陋，没有火炉，我们只好裹着大衣和衣而睡。有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不辞而别。

    住了4天后，来了几辆嘎斯51型卡车，我们连人带着帐篷从西宁出发，4个多小时后到了二二一厂。我们被安置在动力站，那里头顶青天，脚踏草原，周围荒无人烟。

    动力站站长是朱子彤，连同站长共有10多人，都是104公司的职工。两个月前遵照上级指示，划归二机部二二一基地筹建处领导。很快建立了支部委员会，书记是朱子彤，副书记是曹瑞兴兼动力站站长，我和曹登实、钱道仓为支部委员。

陪同李德生到二分厂参观（后中为缪仲甫）

    我们自己修建了一座1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

    这里的生活环境真是艰苦。风沙大，居住的帐篷几次被刮塌；气压低，米饭都是夹生饭，蒸出来的青稞馒头是粘的，难以下咽；交通不便，经常发生断粮断菜情况。大家想办法渡过难关。没有水从麻皮河挑水；煮饭取暖煤炭供应不上就去草原捡牛羊粪当柴烧；粮食短缺就三餐改两顿去草原挖野菜采蘑菇、去麻皮河里抓湟鱼；没有电，支部副书记曹瑞兴出主意想办法，利用附近小河水位落差挖水渠引水发电，修建了一座1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

    为了让各工区也能早日用上电，领导指派我和范鉴高、袁之宝、骆金宝安装小型柴油发电机。

    1959年下半年在骆驼山下窑厂附近筹建了职工医院，首要的是解决医疗用电问题，领导派我去安装20千瓦柴油发电机任务。我也在这时结识了我的爱人。

    为了加快基地建设，1959年下半年从河南招收的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职工医院人员相继到基地。筹建处党委决定启动小电厂、窑厂、采石场等各项敷设工程的建设。筹建处购来两台制砖机、3台100千瓦柴油机，要分别安装在一工区和窑厂，由我负责安装。我和范鉴高、骆金宝、袁之宝等同事组成安装小组。窑厂距动力站有10多公里。当时正是寒冬，没有交通工具，早晚都要步行，在没有路的草原既挨冻又不安全。为了抢时间，我们就住在机房里，没有被褥，就拿草席当垫被，没有棉被，就穿着发的羊皮大衣挤在一起，席地睡在机器旁。安装机器没有吊装设备和工具，就想办法在机器底下垫木棍，手推肩拉硬是把几吨重的机器安装到位，在草原开冻前完成了安装发电，制砖机投入生产运行。紧接着又到一工区安装柴油发电机，保证了小电厂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保住了性命，肚子上留下了15厘米的疤痕

交通运输处老领导老同志合影（前排左一为缪仲甫）

    1960年年底，筹建处在原汽车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交通运输处。包括三个车队和汽车保养、修理两个车间。

    汽车队的主要车辆是1958年底从归国志愿军那里接收的100多辆朝鲜战争时期苏联援助的嘎斯51型载重汽车、几辆嘎斯69小型越野车，还有几辆朝鲜战场上从美军缴获的道奇卡车。同时还接收了150名刚刚退役的志愿军司机。基地初期建设时，西宁到兰州和基地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供应都由这支车队负责。

    当时草原工区之间没有道路，后来的便道，完全是汽车队的司机们在为各工区运送人员和物资，驾驶着颠簸车辆开辟出来的。已有的公路因为无人管理维护，路面坑坑洼洼，车辆滑入泥坑发生故障无法开动的情况经常发生，白天还可以设法救助，如遇夜间只好呆在驾驶室里受冻挨饿。

    我和几位同志调到交通运输处，分配到汽车修理车间，组成柴油车汽车修理小组，我担任组长。车间设在骆驼山的山沟里，这时的生活和环境比动力站更艰苦。那里还有帐篷住，这里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在山坡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挖了一个大约十四五平方米的“地窝子”，也像半地下室的窑洞，两面山坡上架上几根木棍当房梁，房顶铺上竹席和油毛毡，埋上黄泥土，就这样建成我们居住的“安乐窝”。1962年8月1日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挖了个近10米的“地窝子”。一遇到雨季屋顶漏水，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夜间都无法睡觉。住了四年多，交运处书记霍慎斋和他夫人李维华从他们居住的两间简易平房中让出一间给我们，他住办公室，他夫人和孩子挤在一间平房。

    在这期间，正遇到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等严重供应不足。定量减到每人每月24斤，全部是青稞、蚕豆和谷子磨的杂粮面，仅2钱菜子油。食堂的饭难吃又难咽，没有油也吃不饱。我们只好到草原采蘑菇、苦苦菜等野菜，种过土豆，到青海湖去打过鱼。基地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因为肠粘连得了肠梗阻病，及时治疗的保住了性命，不及时的，大约有50多名职工长眠在骆驼山坡上。我也得了肠梗阻，因离医院近，有幸做了手术，陈亮辉、冯宝兴各为我输了200CC血，保住了性命，现在肚子上留下了15厘米的疤痕。因基地生活艰苦，约有570多名职工不辞而别离开了草原。我们这些人是咬着牙过来的，就是有个信念，要把科研搞上去。

    1962年5月，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加快二二一科研基地建设，不久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15人组成的中央专委会，各部委大力协同，工程兵、交通部、铁道部和建筑部抽调强有力施工力量进驻草原加强建设。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修建了海晏至厂内的铁路专用线44公里，厂区内高级沥青路面公路77公里。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大大加快了基地的建设，至1964年基本完成了科研生产必不可少的重点工程。

    我们把运输核品的车伪装成绿色卧铺车

    为了尽快开展铁路运输，首先组建铁路管理站领导班子，首任铁路管理站站长王家栋、书记马长安；组建了配套齐全的车、机、工、电检、调度、技术安全、保卫等各部门；派出水平高的张清振、陈祥、郭庆华、王殿侠、王永祥等技术人员和机车司机联系铁路系统有关部门，接收、检验机车和各种车辆等运输工具、设备。从最初的一台跃进297型蒸汽机车，以后逐步增加了三台解放型蒸汽机车和一台内燃机车，后来还开通了通勤列车。首任铁路管理站调度主任商公然说，当时一个班一天之内完成了进出200多辆车皮的运输任务。

    铁路管理站承担了各次核武器试验和产品交付铁路安全运输任务。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产品就是从这里运出去的。产品车伪装成外观绿色卧铺车厢，加上隔离车、卧铺车、餐车组成一列普通列车，其余车辆设备组成一列货车。周总理对第一次核试验的运输安全极为重视，亲自下令有关铁路局，将这趟运载核弹的列车定为国家一级专列。专列有总厂保卫部门派员和驻厂警卫部队战士随车押送。李觉院长、吴际霖副院长亲自上专列押车。在沿线各有关部门、部队的积极配合大力协同下，专列安全顺利到达核武器试验马兰基地。

    第一次核弹试验期间的运输、吊装所用的各种车辆，如吊装用的七吨汽车吊机、工程车测试车等都在出发前由八厂汽修车间的维修人员和车队参试人员共同进行仔细的安全检查。特别是七吨汽车吊机直接影响核武器起吊安装的安全，必须绝对保证无误。由于我在长江大桥做过桥梁吊装机械技术工作，对起重机械比较熟悉，处长让我负责检查七吨汽车吊机工作。我和范鉴高在汽车吊司机朱振奎师傅和修理工袁之宝、骆金宝等师傅配合下，对吊机的吊钩、钢丝绳、制动部件等仔细检查、维修和调正，更重要的是进行动载和静负荷试验，以符合安全规范。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保证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安全顺利完成吊装任务。

    由于吊机完好，加上朱振奎师傅的精心操作，在曹庆祥师傅的精准指挥下，圆满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过程中的安全吊装任务，确保了核弹试验的顺利完成。以后的多次核试验，产品交付部队装卸运输过程中所参试的吊机和各种工程车以及其他车辆设备都和第一次核试验时的要求一样进行仔细检查。车队的朱振奎、董志远、王世杰、段居安、崔福海、袁德成等以及八厂车间的范鉴高、陆阳、冯宝兴、周祥生、孙广勇等同志共同努力，保质保量保安全顺利完成各项参试任务。

    （缪仲甫，1959年至1974年先后在二二一基地动力站、交通运输处、三生产部部办公室等多个岗位任技术组长、处（部）办公室负责人；1974年至1983年先后任国营二二一厂厂办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厂（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