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创新驱动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泉。如何不让大量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又如何让市场找到使用的先进技术？怎么才能打破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转化“堵点”，让科技优势更多地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创建‘实体企业+教授’的联合创新体”“培养营利性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业”“提升相关从业者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业素质”……6月16日，市委专题会议室内，气氛热烈，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22个部门单位负责人围坐一堂，畅所欲言，聚焦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课题建诤言献良策。

“生物制药行业周期较长，如何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吸引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介入到早期研发中来，成都有没有什么措施？”“希望政府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领域扶一把。”在交流环节，政协委员积极与市发改委、市国资委、市科技局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互动交流。创建“实体企业+教授”的联合创新体

应用“机场模型”建设环高校中试基地

近年来，成都加快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探索脚步，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效，然而转化过程还面临着一些困难，这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九三学社课题组成员、省政协委员杨维清以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例说，“审批程序复杂，导致耗时太长，以及对新制度理解不到位，都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原因。”课题组建议，创建“实体企业+教授”的联合创新体，应用“机场模型”即政府出资，以实体企业为导向，以教授为联合创新体，高校科技园代政府收取租金，再加投资基金，建设和运营管理环高校中试基地。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培养营利性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业，积极推进企业与投资资本在高校建立校企联合实验室，实现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

“科研院所在成果转化中存在对地方需求不够了解，科技成果转化与研发能力不匹配等问题，转化政策在落实上还有多重障碍。”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王丛林直言。他建议，国家建立全方位有利于创新人才聚集培养、创新产业发展的全周期系统工程，建议成都加强成果转化平台的服务功能，建立专项引导资金，政府从完善税收等方面引导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产业园区应搭建沟通对接平台。

“建议成都市成立专班统筹推进成果转化工作。”王丛林说，建议支持科技研发平台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平台，解决创新资源“孤岛”问题，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功能，建立专项引导资金，“政府从完善税收等方面引导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产业园区应搭建沟通对接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民盟成都市委会课题组成员、市政协委员陈丽丽关注到，不同阶段都存在金融薄弱环节，比如，研发阶段，公共财政资金对基础研发的支持缺乏针对性和持续性。孵化阶段，运营效果难以达到政府预期，政府产业基金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有潜力的好项目好成果在中试等关键孵化环节因无法获得风投资金而夭折。大规模发展阶段，成都股权类和债权类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存在不足，也制约有潜力的科创类独角兽企业发展。对此，她对各阶段的资金支持和保障提出了一些建议。

建议在企业搭建中试平台

大力扶持形成中试产业链

中试，在跨越科技成果转化这“最后一公里”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为此，委员、专家纷纷为如何做好“中试”出谋划策。

“以‘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模式，助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青白江区政协委员叶锐认为，在企业搭建中试平台的模式，是促进科研院所原创成果转化的优先选择项。他建议，大力扶持形成中试产业链，“其形成生产能力的成本远低于一般的招商引资。”建议大力支持青白江区建设“一带一路”中试基地，建议完善有利于中试基地建设的配套政策，大力培养具有科研思维的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师团队。

成都市高性能纤维材料产业功能区管委会主任王祥辉同样看好在青白江区建设“一带一路”中试产业基地。在他看来，中试产业基地怎么建，各地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缺少系统的中试管理规定，缺乏产业生态所需的人才和机构，以市场化为主的供需匹配机制尚未建立，是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过低的重要原因。对此，他建议，市委市政府支持青白江区开展探索创新建设面向“一带一路”的中试产业基地。同时，将中试产业纳入产业建圈强链体系当中，在中试管理制度创新、产业配套政策和人才引育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

“缺少复合型专业服务机构和中试机构也是短板之一。”市政协委员黄琛说，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技术资产和技术产权“两张皮”问题，转化前期需求侧对供给侧的成果了解不足，到了转化中后期，需求侧又得不到供给侧的有效支撑。对此，他建议，创新按份共有，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确权问题。引入市场化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确定资产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市场化协议的方式约定科研人员长期参与中后期转化的激励问题。

整合升级服务平台

大力推广概念验证建设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侧改革是委员和专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对成都的一些科技中介服务类企业（平台）进行调研后，市政协委员、成都市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李炜发现，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存在“选择多但针对性服务欠缺，信息不对称，职业技术经纪人队伍未形成规模，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良莠不齐等问题”。他建议，整合升级服务平台，重点培育和支持几个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科创通”等现有公共平台再升级；建立完善的资源共享机制，出台共享管理政策；鼓励各服务机构建设结合行业发展需要和区域产业特色的专业服务平台；严格选拔从业人员，结合“建圈强链行动方案”培育不同产业的技术经纪人，给予专业从事技术转移的技术经纪人一定的税收减免。

关注科技成果服务侧改革的，还有四川省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雷伟。他提出，用“概念验证”的方法，降低转化失败风险。“很多实验室成果难以转化，是因为在产业化市场化阶段的失败率较高。同时，颠覆性技术的市场不确定性，导致投资人‘看不懂’‘不敢投’，一些好项目还未走出实验室就’夭折’。”雷伟说，“早期要‘三问’，到底是不是成果，成果有没有转化价值，怎么转化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四川省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会从2019年开始，在“概念验证”上做出了积极探索，推动了实体化、专业化的概念验证中心建立，打造了概念验证的“成都标准”。他建议，按照“先行先试”原则，结合我市主导产业，大力推广具有产业分类的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建设工作，希望通过3-5年的运营和经验积累，逐渐形成成都特色的“概念验证”系列IP。

省政协委员、市政府参事张鹏也认为，应设立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做实概念认证。他建议，在创新源头上，政府做好指导员，强力资助具有高风险性、长回报期和高共享性基础研究，助力“0-1”原始创新。他认为，公共财政资助成果，不能作为衡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指标。在成果对接上，政府要做好服务员，搭建供需双方信息平台，创立校企对接平台，拉近实验室与市场间距。要保护转化的积极性，他建议，建立成果转化中创新创业失误和探索性实验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